公元1900年，一个大热天。

敦煌莫高窟。

王道士带着一个伙计，在16窟里扫沙子。这活儿他干了快十年了，每天都是灰头土脸。

伙计累了，蹲墙角点了袋旱烟。抽完磕烟袋锅子，梆梆梆。

声音不对。

空的。

王道士凑过去，敲了敲那片墙。声音发闷，但能听出来后面是空的。他让伙计拿来灯盏，沿着墙缝扒拉了几下。泥皮掉了一块，露出一个黑窟窿。

他举着灯往里照。

整个人愣住了。

里面堆满了东西。经卷，一捆一捆的。绢画，一卷一卷的。佛像、幡幢、文书、拓本，从地面一直码到洞顶。

五万多件。

王道士不识字。他不知道这些东西有多值钱。但他觉得，神仙让这些东西重见天日，肯定是有道理的。

他开始往上报。

县太爷来了，翻了翻，说：“都是些破纸，让道士好好看着吧。”

府台大人也来了，更不耐烦：“一堆废物，有什么好看的？”

王道士急了。他写了一封信，又写了一封信，再写了一封信。送到京城，全没回音。

后来有人告诉他，有一封信其实送到了学部。学部的官员看了一眼，说：“这玩意留着有什么用？”就扔了。

王道士做了一个所有人都想不到的决定。

他赶着毛驴，挑了几卷最好的经文，骑着驴走了上千里路，去了肃州。他想当面跟当官的说说，这些东西有多重要。

没人理他。

1907年，一个叫斯坦因的英国人来了。

这人会说好几种东方语言，来之前把敦煌打听了个遍。他知道王道士崇拜玄奘，就找了个翻译，让他去跟王道士说：“这位大人是从印度来的，是玄奘法师的粉丝。他一路沿着玄奘取经的路走过来，就是要找到当年玄奘留下的经书。”

王道士信了。

他打开藏经洞的门，让斯坦因进去挑。斯坦因在里面待了七天，挑走了24箱经卷、5箱绢画。

他留下了多少银子？

官方记录是130英镑。换算成当时的白银，大约四五百两。

四五百两银子，换走了中华文明一千年的记忆。

1908年，法国人伯希和来了。

这人比斯坦因还狠。他懂中文，会挑货。斯坦因是整箱整箱搬，伯希和是一卷一卷挑，专挑最精的、最稀有的、最完整的。

他在藏经洞里待了整整三个星期。每天从早挑到晚，挑出来五千多卷。

然后他去了北京。

在六国饭店，他拿出几卷经书给京城的学者们看。那些大学者跪在地上，一边看一边哭。

“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外国。”这句话就是从那时候传开的。

有网友在网上留言说：“每次想到这个场景，心里就跟刀割一样。那些学者跪在地上哭，不是因为东西有多贵，是因为觉得对不起祖宗。”

1914年，斯坦因又回来了。他又弄走了五箱。

1924年，美国人华尔纳来了。

壁画搬不走，他发明了一个办法。拿化学胶水刷在壁画上，贴上纱布，等胶水干了，连纱布带壁画一起揭下来。

他揭走了26块。

最残忍的是第320窟。那里面有一组飞天，画得极美，飘带翻卷，姿态轻盈。华尔纳把中间最核心的一块揭走了。现在那块壁画贴在美国哈佛艺术博物馆的墙上。

剩下的那块墙，是一个灰白色的疤，像被人活活扒了一层皮。

等中国政府终于反应过来，把剩余的经卷全部运往北京的时候，沿途的官员已经忍不住伸手了。

有一个流传很广的说法：押运的人怕朝廷嫌数量少，就把长卷从中间撕开，一卷变两卷。

这个说法到底是不是真的，学者们有争论。但有一点是公认的：经卷运到北京清点时，数量比在敦煌时少了将近一半。

1944年，一个叫常书鸿的法国留学生改变了这一切。

他在巴黎塞纳河边一个旧书摊上，看到了一本敦煌画册。翻开来第一页，他就站在那不动了。

他学了十几年西洋画，在巴黎画坛已经站稳了脚跟。但他从来不知道，中国还有这样的艺术。

他后来对朋友说：“我当时就决定了，我要回去。”

他回去了。

带着老婆孩子，一路坐火车、坐汽车、坐牛车，颠簸了一个多月才到敦煌。

第一天晚上，他们一家三口住在废弃的破庙里。没有床，铺稻草睡在地上。半夜风沙灌进来，第二天早上醒来，被子上、脸上、头发里全是沙子。

老婆受不了。没过几年就跑了，离婚走了。

常书鸿一个人带着孩子，继续干。

没有助手，他自己清沙。没有经费，他去县城赊账买米。没有修复工具，他用竹签子一点点抠、用小刷子一点点扫。

有人说他傻。他说：“我死后，哪怕只在敦煌留一块骨头，我也值了。”

樊锦诗是1963年到敦煌的。

北大历史系毕业，上海姑娘，长得白白净净。她父亲担心她受不了那苦，专门写了一封信让她转交给学校领导，请求重新分配。

樊锦诗没交那封信。

她到了敦煌，分到的第一间宿舍，窗户是破的，门关不严。半夜老鼠从她脸上爬过去，她吓得缩在被窝里哭。

但她留下来了。

后来有人问她为什么。她说：“看到那些壁画的第一眼，我就走不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