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初期马家军势力曾有死灰复燃之势，彭总卧病期间坚决下令彻底剿灭，不留一兵一卒
1949年8月25日傍晚，兰州上空压着厚重的黑云，黄河水面翻出铅灰色的浪。城南高地上的150毫米榴弹炮已经连续射击四小时，炮弹撞在夯土碉堡外壳，只留下暗红焦痕，冲击波被黄河古河道的黏土层吸收，防线纹丝不动。
炮兵团长有些急躁，他掀开望远镜，低声骂：“这玩意儿比钢筋混凝土还硬。”工兵营长却蹲在地上划线，“炮不行，就让炸药去说话。”当天夜里，一支二十人的突击分队悄悄钻入河岸芦苇，用潜行挖地道的老法子，把三吨TNT送进碉堡脚下。次日拂晓，兰州城墙被掀起一道火浪，骑兵团冲破缺口，兰州战役就此收束。
人们以为“马家”的旗帜从此沉没。可西北的戈壁和山梁藏得住秘密。马步芳、马鸿逵这样的名字，在当地老人嘴里仍像咸风一样刮得脸疼。马家军并非一夜冒出，它的根须可以追到光绪年间。那时左宗棠平陕甘后留下大量马队，马占鳌趁隙收编散勇，以河州为巢穴，骑兵行军一昼夜能跑两百五十里，“套月冲锋”让无数对手头疼。到了抗战时期，他们倒卖烟土、换德式火炮，骑兵团顶在西北高原，枪身却写着莱比锡钢印。

1936年红军西路军败在河西走廊，正是被这支骑兵以山地地形拖垮。这种胜利让马家军更加确信：地形和马背就是命脉。1949年兰州失守后，他们把剩余机枪拆成零件，藏进羊圈地窖，又让伙夫牵着战马假扮耕马在田里来回犁地，磨掉蹄铁的锋口，准备“风一停再起刀”。
1950年春，中卫县民兵在贺兰山脚发现一堆羊粪，不对劲的地方是粪堆底下冒着机油味。扒开一看，整箱中正式步枪叠得齐齐整整，旁边还放着台湾海峡方向寄来的短波电台。当地公安部门顺藤摸瓜，发现一份印着“西北剿总”钢印的委任状，上面署名蒋介石。自此可以确定，戈壁里那股冷火并未熄灭。

1952年4月12日，北京西直门附近的陆军总医院走廊灯光惨白，彭德怀枕着半截折叠图板在输液。廖汉生推门献上一份加急电报，他压低声音：“马家残部聚集六盘山，两千二百人，火箭筒十六具。”彭德怀拔下针头，掌心被血水浸透，“通知西北军区，代号‘朔风’，四十八小时内开拔。”
“是不是留几个活口？”廖汉生犹豫。彭德怀瞳孔幽暗：“一个也别留。”短短一句对话，把走廊尽头的灯都震得嗡嗡作响。

同月下旬，西北军区两个步兵师与一个航空中队直扑六盘山区。米格-15在峡谷上空来回掠过，投下燃烧弹，把松林点燃成火瀑。地面部队换装41式冲锋枪，十发点射，子弹成扇形扫过山谷。叛军试图突围，却被密集火网打散，骑兵再快也跑不过机枪口。山谷烟雾散去，能听见的只有受惊战马嘶鸣，偶尔夹杂枪机回弹的空响。
台湾方面原希望靠“种子计划”把西北变成绵延火种，谁料电台频率被技术侦听准确截获，补给路线尽数暴露。补给机勉强投下一批药品就被迫掉头，再没敢闯进大陆空域。外援一断，马家军生存空间骤缩。此时，过去嚷着要跟随“圣战”的土司头人纷纷抽身，他们要保的是族群与牧场，不愿再把牲畜和族丁填进枪林弹雨。
5月底，“朔风”行动结束。西北军区统计缴获：日式九二重机枪十一挺，德式山炮两门，马匹四百二十匹，俘虏三百七十八人。被围困至绝路的骨干不肯下马，当场自裁者不在少数。苍凉的山道留下弹壳与血迹，雨一来，很快就被泥土吞没。

有人感慨，马家军的覆灭不仅因为解放军火力，更因为他们赖以生存的封闭地形与畜牧经济正在被新交通和行政体系打散。驼道上架起电话线，山口设了粮仓和市场，骑兵冲锋的纵深被柏油公路切断，传统武装失去了沉潜的空间。
剿匪尾声，西北各地陆续成立民兵骑巡，清点荒坡上的流散火器；军队则把从六盘山俘获的缴枪搬进兵工厂，改装成训练用具。至此，马家军留下的，只有史料中的骑兵身影与戈壁深处寂静的月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