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格这段话也是很厉害的了：

在我们这个时代，目睹了法国大革命所实现的“自由、平等、博爱”扩展成为一场更广泛的社会运动，其目标不仅把各阶层的政治权利调节到了同样且普遍的水平，而且更多地希望通过外部管理和平等主义改革能够完全消除不幸。在这样的一个时代里，谈论一个国家的基本组成成分是完全不平等的，确实是一件费力不讨好的事情。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人人都有自己的政治发言权，无人能凭世袭的社会地位和特权凌驾于他的同胞之上——尽管这一切都是美好的，但是，一旦平等的概念延伸到生活的其他领域时，就不再那么美好了。一个人只有在视野被完全遮蔽，或从非常遥远的距离来看待人类社会，才可能认为对生命的均等规制可以自然地确保幸福的均等分配。一个人只有陷入了严重的错觉，才可能真的相信同等的收入或生活机会对每一个人来说都具有同等的价值。但是，如果他是一位立法者，那么他该怎么对待那些最大的机遇不在于外界而在于内心的人呢？如果他是公正的，他将不得不给一个人至少两倍于另一个人的金钱，因为对这个人来说这意味着很多，而对另一个人来说则没多大意义。

人与人之间的心理差异是人类社会活力的最基本要素，没有任何社会的立法能够消除。因此，研究人类的这种差异可能是非常有价值的。这些差异导致了人们对幸福的不同诉求，即使尽善尽美的立法也绝不可能大致满足这些要求。任何对外部生活形式的设计，无论显得多么公正，都会对这一种或那一种类型是不公正的。尽管如此，各种热心家，无论是政治的、社会的、哲学的还是宗教的，仍然忙于努力寻找那些能为人类带来更大幸福机会的普遍性的外在条件，但是在我看来，所有这种努力都与一种过于依赖外部世界的普遍生活态度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