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晚期 “㚔丁”饕餮纹三牺尊中贸圣佳春拍 起拍价180万

著录：1.方浚益，《缀遗斋彝器款识考释》，1935年，卷十七，第三页。2.东京美术俱乐部，《井上侯爵家御所藏品入札》，日本，1925年11月9日，编号一八四。3.日本石川县立美术馆，《金泽美术俱乐部创立50周年纪念—古美术名品展》，1967年，编号21。4.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周金文集成》，1984年，编号05550。5.西武百货，《东洋古美术》，日本，1984年。6.何景成，《商周青铜器族氏铭文研究》，第651页B282，2009年。7.王长丰，《殷周金文族徽研究》，下册编号1708， 2015年。

来源：1.晚清通州太守陈广绶（1840-1891）旧藏2.日本井上馨侯爵（1836-1915）收藏3.日本东京美术俱乐部，1925年11月9日拍卖，Lot.184展览：日本石川县立美术馆，古美术名品展（庆祝金泽美术俱乐部成立五十年展），1967年5月13-28日

记录：北京保利，2016年6月6日，Lot.7403铭文：㚔丁

尊广口，厚方唇，外侈幅度大。口径过肩，其尺寸约为器高的1.5倍，此等比例十分罕见，使得此尊更显厚重与宏伟。短束颈，凸饰两道细弦纹。折肩，肩部装饰三组相向夔龙纹。肩腹相交处高起弦纹，等距离凸饰三个卷角兽首。器腹扁鼓，装饰主题纹饰，繁复华丽。三组兽面纹平整列布，以细密雷纹为地，主体由相向与相背的鸟纹构成，并以凸起的扉棱出戟为鼻，乳钉为睛，分外突出，神秘而威严。此尊内底纹饰为罕见的龟龙（或蛇）组合纹，一龟居中，外围以两条首尾相接的龙纹，内“㚔丁”铭文。类似龟纹偶见于其他造型的商周青铜器内底，例如安阳小屯出土铜盘M232:R2037（附图1）、江西新干县大洋洲镇出土商晚期兽面双耳假腹盘（附图2）、浙江省博物馆藏春秋早期云纹簋（附图3）等。龟纹细节多有差异，而且不见本品龟与龙的组合形式。“㚔”系族徽，可单独作族徽，也多见于其它族徽缀联者； “丁”除可做日干之外，或为先祖日名或为方国名、地名、族长名等，也常见其与一个或多个单独出现的族徽铭文缀联者，此处“丁”也可能为缀联形式的族徽。据统计，目前所见带“㚔”族徽的青铜器除本器外至少有近90件，包括鼎、簋、觚、卣、尊、爵、方彝、觯、觥、罍、壶、盘、钺、戈、刀等器类， “㚔”族铜器数量较多，器类丰富，几乎涵盖青铜器绝大数种类；所见铜器时代从商代中晚期到西周中期，延续时间较长，可见“㚔”族在商周时期是一个显赫的氏族，其世代相替，绵延不衰。尊下承高圈足，足壁外斜，饰蟠虺纹。足壁上端见有两个工艺孔。外底清晰可见铸造时留下的十字芯撑痕迹。商周青铜器铸造，范铸法为主流。内、外范之间的空隙为浇铸铜水的地方。芯撑起到固定作用，防止浇铸时内范位移。器表呈现红褐色包浆，局部绿锈斑驳，古意盎然。整器铸造精湛，造型周正，纹饰繁而不乱，清晰平整。此类青铜尊最早见于商二里岗文化，是安阳时期前半段最为流行的器物之一。可参考几例馆藏，郑州博物馆藏商前期兽面纹尊（参见《中国出土青铜器全集·9河南（上）》，页45，图51）；上海博物馆藏商中期兽面纹尊（参见上海博物馆数字文物库），张雪庚捐赠；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院藏商后期兽面纹尊（参见《中国出土青铜器全集·9河南（上）》，页152，图159）；湖南省博物馆藏商晚期兽面纹尊（参见《中国青铜器全集·4商》，页115、116，图117、118）。此外，河南省新乡市博物馆藏有一件三鸟尊（附图4），口径20厘米，高16厘米，其口于高比例与本品最相仿，但尺寸较小，可资比较。此尊为晚清通州太守陈广绶旧藏。陈广绶，字霈亭，清代南通州（今江苏南通）人，藏书家，好金石书画，收藏颇富。该器最早著录于方浚益所著《缀遗斋彝器款识考释》，方氏在陈广绶处手拓本摹收入。方浚益，字子听，一字谦受，又字伯裕，安徽定远。其学问渊博，尤笃吉金文字，“既求得商周两汉彝器百数十种，又收辑嘉道以来及近世海内藏器家拓本千余通”，著成《缀遗斋彝器款识考释》一书，方著自同治己巳（1869年）裒集拓片，光绪丁丑（1877年）九月初步成编，然方氏认为“其中尚多疑滞，未敢自信者，故不欲遽善定本”，直至光绪己亥（1899年）方氏病逝，前后历时31年仍未修订完毕，可见方氏对是书用力之勤和珍视。在方氏辞世36年之后，《缀遗斋彝器款识考释》才于1935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刊行。在此之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的《殷周金文集成》第五册05550（中华书局1984年版）、何景成的《商周青铜器族氏铭文研究》第651页B282号（齐鲁出版社2009年）、王长丰著《殷周金文族徽研究》下册1708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均有收录。国内对此器的收录都以方著为本，均未见图像，加之该器随后流入日本，对于国内来说，可谓只闻其名而未见其形也。流入日本之后，先被井上馨所藏。井上馨（1836-1915年），明治维新元勋，政治家，实业家，以收藏明治时期艺术品数量之多而闻名于世，其对中国古青铜器情有独钟。此器流传至日本的具体时间已不可考，但按照方著成书时间、井上馨去世时间，我们大体可推知其流入日本时间在1915年之前，上限应该去1877年不远，此间井上馨先后担任过日本内阁外务大臣、内务大臣、农商务大臣等政府要职，可谓风云人物。井上馨之后，此器于1925年11月7-8日出现在了东京美术俱乐部拍卖会上（拍卖编号184）。其后，1966年经杉村勇造的目验观摩，并题字以示纪念。杉村勇造题字于盛放此尊的日本制木盒之上，署忍丘学人款，题字所署时间是昭和丙午年（1936年）夏七月既望。杉村勇造（1900-1978），号忍丘学人，日本著名中国美术学者，曾留学与北京大学，留学期间专修金石学、书志学。1946年回国先后就任东京国立博物馆图书室长，出光美术馆馆长，大东文化大教授。1967年5月13-28日，此器在日本石川县立美术馆为庆祝“金泽美术俱乐部创立50周年”所举办的《古美术名品展》（编号21号）中展出，并被收入展览图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