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的夏天，对我来说，是一个被撕裂成两半的季节。一半是高考考场上的紧张与期待，另一半则是回到村里后，那些扑面而来的泥土气息和意味深长的目光。

高考结束那天，我从考场走回村里，一路上蝉鸣如潮。试卷上的题目还在脑海里打转——那道数学题我到底做对了没有？作文里引用的那句古诗有没有记错？这些问题像夏日午后的蚊虫，嗡嗡地萦绕不去。但我知道，不管怎样，日子还是要继续过下去的。家里的工分还要挣，田里的庄稼不会因为谁参加了高考就停止生长。

休息了几天，我便去了生产队。队长看了看我，说：“去倒粪吧。”倒粪，就是把已经沤好的土肥从一堆翻到另一堆，让它们充分接触空气，加速腐熟。这是农活里最基础也最累人的活儿之一。

我记得很清楚，那天的太阳格外毒辣。粪堆散发着一股说不清道不明的气味——那是泥土、草料和人畜粪便混合发酵后的味道，算不上臭，却有一种厚重的、压迫性的气息。我拿起铁锹，学着旁边社员的样子，一锹一锹地把粪肥从这边翻到那边。

很快我就发现，这看似简单的动作其实极其耗费体力。每一锹都要深深插入粪堆，然后用力挑起，再稳稳地抛向另一边。我的手臂开始发酸，腰背也开始疼痛。更要命的是手掌——久不干农活的手掌，皮肤嫩得像刚从水里捞出来的豆芽。不到一个上午，掌心就起了水泡，亮晶晶的，像是被烫伤了一样。我用嘴吸了吸气，继续干，直到水泡破了，火辣辣地疼。

然而，比手上的水泡更难忍受的，是人们的态度。

在那个小小的村庄里，高考是一件大事，也是一件充满矛盾的事。有人真心希望你考好，因为这关系到整个村子的脸面；有人则抱着看热闹的心态，等着看你落榜的笑话。我在地里干活的时候，不断有人经过，有意无意地问一句：“考得咋样啊？”或者“啥时候出成绩啊？”

那些问话听起来似乎是关心，但语气里总带着某种让我不舒服的东西。尤其是一些人，他们并不真正关心答案，只是想在得到“不知道”或者“还没出”这样的回答后，露出一种意味深长的笑容。那种笑容里有同情，有怜悯，还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优越感——仿佛在说：“你看，读了那么多书，还不是要回来跟我们一样挖土。”

到了下午，谣言就开始在村里蔓延了。

先是隔壁的王婶路过，看到我在干活，愣了一下，然后快步走了。没过多久，村里的刘大爷拄着拐杖过来，用一种奇怪的眼神打量着我，慢悠悠地说：“老田家的闺女，你在这儿干活呢？”他的语气里带着一种明知故问的意味。

等我傍晚收工回家，母亲告诉我，村里已经传开了：“老田家姑娘出来干活了，估计没考上。”有人说这话时带着惋惜，更多的人则带着一种难以掩饰的幸灾乐祸。在他们看来，一个参加过高考的女孩子，如果没能考上大学，那就应该老老实实地回到土地上，这才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我没有辩解，也没有解释。事实上，我也不知道自己能不能考上。在那个年代，高考对于农村孩子来说，就像是一场豪赌。赢了，就能跳出农门，改变命运；输了，就要继续面朝黄土背朝天，接受乡亲们那种“早就知道会这样”的目光。

那个下午，我没有再去劳动。不是因为怕苦怕累，而是不想成为别人茶余饭后的谈资。我一个人坐在院子里，看着远处的山，想着那些做过的试题，心里五味杂陈。

这是我最后一次参加生产队的劳动。后来，高考成绩出来了，我考上了。拿到录取通知书的那天，村里人的态度又变了。王婶过来，笑着说：“我就知道你能行。”刘大爷也拄着拐杖来了，连连点头：“老田家出了个大学生，祖坟冒青烟了。”

那些曾经幸灾乐祸的人，现在都换了一副面孔。没有人再提我那次去“倒粪”的经历，仿佛那件事从来没有发生过。但我记得，而且记得很清楚。

多年以后，我常常想起1979年的那个夏天。我想起的不是高考的成绩，也不是后来收到的录取通知书，而是那堆散发着泥土气息的粪肥，是我手上磨出的水泡，是那些意味深长的目光和窃窃私语。

那个夏天教会了我一件事：在这个世界上，你的价值往往取决于你的成功与否。成功了，你的努力会被看见，你的付出会被认可；失败了，你所做的一切都可能成为别人的笑柄。这不是什么公平的道理，却是实实在在的现实。

所以，每当我看到今天的年轻人在为高考奋斗时，我总会想起当年的自己。我想告诉他们：不要在意那些质疑的目光，不要让那些幸灾乐祸的声音影响你的步伐。你要做的，就是握紧手中的笔，像当年我握紧那把铁锹一样，一锹一锹地翻过命运的土壤。

1979年的夏天已经远去，生产队的劳动也早已成为历史。但那个夏天的记忆，却像一枚印章，深深地烙在我的生命里。它提醒着我，无论走到哪里，都不要忘记自己从哪里出发，也不要忘记那些曾经让你感到疼痛的时刻——正是这些时刻，塑造了今天的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