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7月26日，太原小东门外的日军军马场。220个中国人被从“太原工程队”集中营押出来，反绑双手，跪在赛马场西北角的沙地上。地上铺着石灰粉，白茫茫一片，混着晨雾，呛得人喘不上气。

他们面前站着50个日本新兵。有的才十七八岁，端枪的手在抖。旅团长津田守弥的命令很干脆——每个新兵必须用刺刀捅死三个中国俘虏。大队长安尾正纲站在检阅台上喊：开始。

赵培宪跪在第三排。他是八路军机要科科长，文质彬彬的一个人，在太行山被俘后已经挨了好几个月的饿。一个日本兵举枪朝他胸口捅过来，就那一瞬间，赵培宪猛地往右边一滚，肩膀撞开那个新兵，爬起来就跑。日本兵全愣了——枪膛里根本没子弹。这是规定，怕新兵走火伤了自己人。等他们手忙脚乱装弹，赵培宪已经跑到土崖边上了。他一咬牙跳了下去。三米多高的土崖，摔在干河沟里，爬起来继续跑。他后来在《新华日报》上写过这件事，标题就叫《“我曾被当作活肉靶子”》。整个抗日战争，他是唯一从日军刺杀训练场上活着跑回来的人。

可大多数人没这个命。第二批121人，8月初又被押上来了。里面有50多个抗大的女学员，最大不过二十出头。日军让她们脱掉上衣，绑在木桩上。一个叫陈玉梅的通讯员，刺刀捅进肚子的时候，怀里还揣着一本翻烂了的《论持久战》。三个女兵的尸体被挂在赛马场入口的牌楼上。

这事日本随军记者拍下来了。照片上，一个中国战俘被日本兵扛在肩上，正往地上摔。可照片送到军部审查，盖了个红章：“不许可”。理由写的是——对俘虏不够“友好”。

杀人的人嫌照片拍得不好看。

1945年日本投降前，军部下令烧掉所有战争资料。《每日新闻》的摄影部长高田正雄没听。他把底片装进箱子，埋在地下仓库里。1977年这些照片才被挖出来，登在《一亿人的昭和史》上。那个扛着人往地上摔的画面，全世界都看见了。

安尾正纲后来在太原被审判，判了刑。住冈义一判了11年。可赛马场早没了，只剩一个叫观马亭的亭子。太原小东门那片旧砖房还在，门口有块文物保护牌子，不太显眼。

最后揭发这一切的，偏偏是几个不忍心烧底片的日本记者。那些照片埋在地下三十多年才被挖出来。赛马场早没了，只剩一个叫观马亭的亭子，孤零零立在那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