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的一次军委会议上，彭德怀在大会上指着刘伯承怒骂：不要忘了，红军时期， 教条主义 可是逼死过革命同志的！
 
 
1957年，国防部长彭德怀派了一支工作组，由陈赓、黄克诚带队，开到南京刘伯承办的军事学院。
 
 
工作组成员找学员谈话，连着谈了好几天。
 
 
导火索是一封寄到北京的告状信，信里说学院管得太严——什么“六小时一贯制”的课表，什么“三堂会审”的考试，还有人反映下级给上级擦皮鞋。
 
 
刘伯承办学用的是苏联那套模式，课程设置、操课制度基本照搬苏联军校。
 
 
一帮在战场上摸爬滚打的将军被按在教室里坐六小时，确实吃不消。
 
 
工作组调查后给军委写了报告，措辞很重：“教学工作中教条主义相当严重。”彭德怀看过报告当场拍板：“教条主义的大本营就在军事学院。”
 
 
刘伯承那时正躺在上海医院里。
 
 
1956年冬他就因为脑病离开了南京，走的时候站在寒风里对送行的人说：“看来今后我只能当个名誉院长了。”说完眼里含了泪。
 
 
可彭德怀的话还是传到了他耳朵里。
 
 
彭德怀那句“教条主义逼死过革命同志”，指的是红军时期的一个人——余天云。
 
 
余天云是红四方面军猛将，20出头就当上30军军长。
 
 
长征路上，他被送到刘伯承当总教官的红军学校培训。
 
 
这人文化底子薄，脾气暴躁，跟教官因为战术问题吵起来，竟拔出了枪。
 
 
刘伯承按规定关了他禁闭，余天云觉得丢了面子，羞愤之下跳了崖。
 
 
这事本来跟刘伯承没直接关系，可二十多年后被翻了出来。
 
 
其实彭德怀自己也是教条主义的受害者，1934年第五次反“围剿”，共产国际顾问李德在瑞金瞎指挥，逼红军打阵地战。
 
 
广昌一仗，红军伤亡5500多人，彭德怀气得当面骂李德：“崽卖爷田心不痛！”所以他对教条主义恨得很深。
 
 
新中国成立初期向苏联学习，是中央定下的大方针，，毕竟一穷二白连正规军校都没有，不学苏联学谁？刘伯承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扛起了办学重任。
 
 
从1951年到1956年，他把一所只有4个系、750名学员的草创学校，发展成12个系、3000多人的综合军事学府。
 
 
全军57个上将，56位都在军事学院深造过。
 
 
可问题也在这里：教材用苏联顾问写的讲义直接翻，训练按苏联操典照搬，我军自己的经典战例反而不讲。
 
 
毛主席后来拍了桌子：“中国革命战争自己的经验不讲，专门讲‘十大打击’，应该主要讲自己的！”
 
 
后来刘伯承接了进京开会的通知。去北京前一宿没合眼，眼球红得吓人。
 
 
到了北京一查，青光眼犯了，眼压飙到73度，人直接住进医院。
 
 
毛主席知道后说让刘伯承好好休息，可以不参会，邓小平也说不要搞得太紧张，陈毅跑到医院嚷：“你写啥子检讨嘛！我替你写，一百个字就行！”可刘伯承还是决定去。
 
 
7月10日，怀仁堂里一千多号人等他，他被两人搀上台，全场将士起立敬礼，掌声雷动。
 
 
刘伯承扶扶眼镜开始检讨，讲学院创办初期如何遵照军委指示，讲自己身体不好放松了政治领导，讲太迷信苏联现代技术。
 
 
说到动情处声音发抖，话都接不上，大厅里静得能听见呼吸声，等他讲完，台下又是一阵排山倒海的掌声。
 
 
刘伯承过了关，可萧克、李达被反复要求检讨，最终双双撤职降职。
 
 
还有蔡铁根这样的大校，后来在特殊年月里因为坚持当年的观点被枪毙。
 
 
这场反教条主义运动从北京刮向全军，持续了几个月。
 
 
这场风波过了二十年，真相才慢慢浮现，1980年，邓小平明确表示1958年反教条主义是错误的。
 
 
徐向前元帅说得更直白：建国后办了很多学校，后来吃了两个大亏，一个是反正规化，一个是反教条主义。
 
 
1986年，刘伯承在北京病逝，享年94岁，中央在悼词中写道，他在历史上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
 
 
老先生身上九处负伤，一只眼睛在战场上不施麻药生生剜掉。
 
 
这样一个硬骨头，在怀仁堂作检讨时台下响起的是掌声，不是骂声，公道自在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