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年10月4日晚上，北京甘石桥的议员俱乐部里排起了长队。议员们不是来开会的，是来领钱的。

每个人手里捏着一张支票，面额五千大洋。有人嫌少，当场就跟发钱的人讨价还价。一位姓王的议员后来在回忆录里写道：“那场面跟菜市场买菜一模一样。”

一千三百万大洋。搁那时候，能在北京买下整条街的四合院。

这场面背后的导演，是直系军阀头子曹锟。说起来你可能不信，这位马上就要当上民国大总统的人，年轻时只是个推着独轮车走街串巷的卖布小贩。

曹锟是天津大沽人，家里穷得叮当响，十六岁就开始卖布养家。因为他排行老三，做事又有点愣头愣脑的，街坊邻居都叫他“曹三傻子”。

有一回他推车进保定城卖布，守城的清兵不但把他货物抢了，还把人吊起来打了一顿。曹锟趴在地上，满嘴是血。

那一刻他突然明白了：这世道，没钱没枪，就只能被人踩在脚底下。

1882年，二十出头的曹锟扔了独轮车，投了军。这人虽然读书不多，但天生会来事儿，察言观色的本事一绝。他一路攀附袁世凯，从小兵干到统制，再到直隶督军，手里握着几万条枪，地盘横跨好几个省。

到了1922年，曹锟的直系已经打垮了段祺瑞的皖系，又把张作霖赶出了山海关，整个北洋政府基本上就是他一个人说了算。

可有个事儿一直让他心里痒痒——坐在总统府里的那个人，不是他，是黎元洪。

黎元洪就是个摆设，曹锟让他往东他不敢往西。但摆设也是总统啊。他四弟曹锐天天在边上拱火：“三哥，你都六十一了，再不坐上去，这辈子就没机会了！”

曹锟一咬牙，那就干吧。

赶走黎元洪的手段很粗暴。他先让人断了总统府的经费，然后派几百个军官堵在黎元洪家门口要饷，接着又搞了一帮“公民团”上街喊口号要他下台。

黎元洪吓得半夜坐火车逃跑，连总统印都偷偷带走了。曹锟手下王承斌带着兵追到天津，硬是在火车上把印抢了回来。

黎元洪一下台，国会五百多个议员跑了大半，都躲到南方去了。没人投票，怎么选总统？

曹锟的办法简单粗暴——拿钱把人砸回来。

他成立了专门的贿选班子，头头是众议院议长吴景濂。这帮人给每个回京的议员报销路费、包吃包住，还倒贴两千大洋的“出席费”。消息一放出去，那些跑了的议员一个个又颠颠儿地跑回来了。

钱从哪儿来？曹锟把自己地盘上的老百姓刮了个底儿掉。直隶、河南各县的税款提前征收了三年，商户们被强行摊派“军饷”，不愿意交的就抓人封店。

他还把军队的军费挪用了一大块，甚至卖掉了好几处官产。这么东拼西凑，最后凑出了一千三百多万大洋。

选票价格明明白白：普通议员一张五千，有点儿身份的八千，几个关键人物直接开价一万。美国《时代》周刊后来报道这事的时候都说，这大概是人类历史上最透明的贿选了。

1923年10月5日，选举当天。北京国会会场外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全是荷枪实弹的军警。

会场二楼的包厢里坐着几百名卫兵，枪口朝下，盯着全场。议员们揣着支票走进投票间，投票窗口被木板隔成一个个小格子。

说是“保密投票”，其实就是让人把支票揣好别让人看见。

结果毫无悬念：到场五百九十三人，曹锟得了四百八十票，顺利当选。

消息传出来，全国都炸了锅。孙中山在广州直接下令讨伐，说他是“非法窃据”。老百姓给他起了个外号叫“猪仔总统”。

曹锟不在乎这些。他当上总统后干的第一件大事，是让天津造币厂给他铸纪念币。分两种，一种穿文官礼服，叫“文曹”；一种穿戎装，叫“武曹”。

银币铸得确实漂亮，做工精细，图案大气。他拿这些银币到处赏人，逢人就发，得意的劲儿藏都藏不住。

可惜好景不长。椅子还没坐热乎，第二次直奉战争就爆发了。他手下的得力干将冯玉祥临阵倒戈，带着部队杀回北京，直接把曹锟从总统府拖出来关进了中南海延庆楼。

这位花了一千三百多万大洋买来总统宝座的人，在位总共也就一年出头。

被关了一年多才放出来，曹锟回了天津老家，彻底没了权势。晚年的他双目失明，靠女儿给他读报纸打发日子。

但就是这个被骂了一辈子的人，在日本人打进来之后，做了一件让很多人没想到的事。

土肥原贤二亲自登门请他出山当汉奸，曹锟一口回绝：“我就是天天喝粥，也不会给日本人做事！”他的好多老部下，像齐燮元、高凌蔚，都跑去当了伪军头子，他愣是没动心。

有人说他是怕晚节不保。也有人说，他是真看明白了——给日本人当狗，连狗都不如。

1938年，曹锟在天津病逝，活了七十六岁。临终前，女儿给他读到台儿庄大捷的消息，已经看不见东西的老人拍着床沿笑了半天。

后来有人算过一笔账：他花一千三百万大洋买的那个总统，满打满算干了四百天。

平均一天三万两千五百块。

几十年后，当年他铸的那些“文武曹”银币，成了收藏家们抢破头的宝贝。品相好的能卖到两百多万一块。

银元比总统值钱。

这大概是曹锟这辈子，最讽刺的一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