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汉奸在家宴请日军，女儿在后院惨叫。他跑去一看，几个鬼子正撕扯女儿的衣服。日本军官拍他肩："你的女儿，皇军喜欢。"他咬碎了牙，却跪着递上了酒！

那一年，南京城里这样的事，不止发生过一回。

1938年1月1日，日军在鼓楼广场搭了台子，宣布"南京自治委员会"正式成立。

一批人穿长袍马褂站上台，对着镜头鞠躬合影，脸上挂着一种特有的笑——既像表演给日本人看，又像在给自己壮胆。

陶锡三没在那张合影里，但他拿到了更实在的东西：城南一带的维持会长位置，配了一条臂章。

说起来，他算不上南京城里最坏的人，只是算盘打得最精的那种。

日本人打进来前，他不过是个靠收租过活的小地主，走在街上没人多瞧一眼。

兵荒马乱一来，他盘算了一通：抵抗打不过，逃跑也拖不动，中立早晚躲不过清查。早一步去城门口迎接，反而能换来庇护。

他举着太阳旗去了，腰弯得比旁人都低。

没多久，维持会长的差事到手，臂章戴整齐走在街上，把它扯得老高。街坊骂他汉奸，他当人家嫉妒他风光。

谁能想到，那面太阳旗换来的，不过是一张空头支票。

其实南京城里懂点世道的，早就看透这件事了。

1938年1月，日军把难民所管理权名义上移交自治委员会，同时下令驱逐安全区内的女性难民。

魏特琳把那几天记进了日记：被赶出去的女人当天晚上就遭了日本兵，第二天又哭着跑了回来。

自治委员会说过一个字吗？没有。松本少佐腰间那把军刀，才是南京城里真正说了算的东西，不是陶锡三那块臂章。

宴席那天，他搬出压箱底的花雕，备了一桌地道的淮扬菜。心里打着主意：把松本哄顺了，兴许能谋到城西粮库的差事——那是个比维持会长更肥的位置。

酒喝到一半，几个日本兵站起身，往后院去了。

没多久，哭声传过来。陶锡三丢下酒杯往后跑，推开门，女儿的碎花旗袍已经撕烂了大半。

他脚刚迈进去，李翻译一把扯住他袖子，压低声音说："陶会长，您全家都在这城里，掂量着点。"

他站住了。

就站在门口，哪儿都没去。

后来松本从后院踱回前厅，拍着他肩膀，连正眼都没给他一个。李翻译笑着凑过来，说松本赏了一盒日本点心。

那盒点心放到堂屋桌上，女儿从厢房出来，瞥了一眼，什么都没说，转身进屋，把门带上了。

深夜，陶锡三坐在堂屋里，听见隔壁传来一句话，轻得像是自言自语："爹，我脏了。"

就这三个字。

战后整理南京暴行档案，留下了这样一条记录：被日军强奸的女性，"涉及名誉赧然不宣"，有的甚至"噤若寒蝉，或否认其事"。那三个字，不是在说日本人，是在说自己。

三天后，女儿不见了。枕头底下压着一张纸条：爹，我走了，别找我。

城外河边，有人见过一个穿碎花旗袍的姑娘，天刚亮时跳了河。

陶锡三跑去找，坐到日头偏西，什么都没捞到，只捡到了一只绣花鞋。

他想起来，同一条河，前不久城西王老汉的孙女也是跳的这里。当初王老汉跑来维持会哭诉，他让手下把人打了一顿轰出去。

第二天，他照常去维持会上班。那条臂章还戴着，公文还在批。

只是话越来越少，日本人交代的差事，磨磨蹭蹭，能拖就拖。
寻找时代的“笔杆子”
文章来源：魏特琳日记（金陵女子文理学院，1937—1940年）、《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记忆（1937—1985）》（中国国家档案局馆藏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