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母亲在我五岁时病逝了，后来父亲又娶了后妈，但是后妈一直没有生养，在我十岁时后妈把她姐姐的女儿抱养过来，说老了以后有个依靠。在九十年代时父亲在城中村买了一块地皮做了三层楼房，由于父亲比继母大十多岁，继母说这房子以后就归我和妹妹。这话说了十年，父亲肺癌去世时，存折上只剩下2174.6元。

父亲走后的第七天，我站在一楼客厅里，窗外的阳光斜斜地照进来，地板上还留着他生前抽烟烫出来的一个小洞。继母从铁饼干盒里掏出那张买地皮的协议时，我注意到她的指甲缝里还嵌着泥土——她刚从父亲的坟前回来，添了新土。

“这房子，我一个人住着也不踏实。”继母把协议拍在桌上，声音不大，却像钉子一样扎进我的耳朵里，“你妹妹虽然是我抱养的，但这些年我也当亲闺女疼。你看这样行不行，一层归我，二、三层归你和妹妹，一人一层。”

我盯着那张泛黄的纸，字迹模糊，但乙方签名处“廖秀英”三个字却清晰得刺眼。那是我继母的名字。

我点了一根烟，吸了几口才开口：“妈，您要是觉得住着不安心，这房子我不要了。”

继母愣了一下，眼眶突然就红了。她背过身去，声音有些颤抖：“我就是怕你们兄妹心里有疙瘩。”

“能有什么疙瘩？”我把烟掐灭在烟灰缸里，笑了笑，“您嫁给我爸那年我才六岁，冬天上学路上结冰，您背着我走三里地去学校，怕我脚冻着。这些事我都记得。”

妹妹从二楼走下来，眼睛也是红的。她站在继母身后，小声说：“姐，妈昨晚哭了半夜，她说怕你觉得她贪房子。”

“房子是水泥砖头，人才是活的。”我站起身，拍了拍妹妹的肩膀，“妈，您放心，该签字签字，该过户过户。三层楼的钥匙您都留着，想来住哪层住哪层。”

继母终于转过身来，眼角的皱纹里全是泪水。她嘴唇哆嗦着，半晌才说出一句话：“你爸要是还在，看见你们兄妹这样，该有多高兴。”

那天下午，我骑着摩托车去镇上买酒，路过父亲的坟地停下来抽了根烟。风把烟灰吹散，像极了这些年飘散在风里的往事。我忽然明白，有些东西，比房产证上的名字重要得多。比如继母背我过河时湿透的裤腿，比如妹妹第一次喊我姐时怯生生的眼神，比如父亲临终前攥着我的手说“对妈好点”的嘱托。

晚上回到家，继母做了一桌子菜。我端起酒杯，敬了她一杯：“妈，以后每年清明节，我带您和我爸的骨灰回老家看看，把坟修一修。”

继母端着碗的手抖了一下，眼泪啪嗒掉进汤里。她没说话，只是拼命点头。

那顿饭吃得很慢，吃到天都黑了。妹妹去开灯，我说别开了，就着月光也挺好。月光照在继母的白发上，像落了一层薄薄的雪。我忽然想起父亲说过的话：有些缘分，是上辈子就注定的。

后来那房子我一直没去过户。继母住在一楼，种了一院子花。妹妹嫁了人，逢年过节回来。我把三层租给了别人，租金按月打到继母卡上，一分不少。

你看看，有些东西，争来争去的，最后都成了笑话。反倒是不争的人，把日子过得有滋有味。这世上的账，从来都不是写在纸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