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西方国家把青霉素生产技术列为军事机密，严格管控，中国战场上不管是军人还是老百姓，受伤后伤口发炎红肿，很多人因为拿不到青霉素救治，就这么没了，汤飞凡知道这个情况后心里不好受，后来见到英国生物学家李约瑟，他开口说了一句：“我有办法自己做”。
 
那时候青霉素在战场上是救命的东西，伤口一旦被细菌感染发炎，放在以前可能就是等死，而青霉素能直接杀掉那些致病的细菌，放在当时没有第二种药有这个效果，英美军队自己大批量用，生产方法却对外严密封锁，中国市面上一根金条才能换一小盒。
 
汤飞凡当时在昆明的中央防疫处当处长，这个机构是中国最早的国家级防疫单位，本来在北京，抗战爆发后一路往南搬，从南京到长沙最后落到昆明，搬过来的时候设备损失严重，相当于白手起家重新建，汤飞凡1938年上任，先把疫苗血清的生产恢复起来。
 
1941年，防疫处每周都开文献讨论会，那天细菌学家魏曦拿出一篇英国《柳叶刀》杂志的论文，讲的是牛津大学弗洛里和钱恩团队做的青霉素提取和临床试验结果，汤飞凡看完立刻意识到这个东西对战场救护的作用有多大，当场就决定试着自己做。
 
这项筛选工作从1941年冬天开始做，一做就是两年多，前前后后做了上百次实验，收集到四十多株帚状霉菌，其中十一株能产出抗菌物质，汤飞凡自己分离出来的那株效果最好，关于这株菌的来源，很多资料都提到是从一双放久发霉的旧皮鞋上分离出来的。
 
中间汤飞凡也托人从印度带回来几十株菌种，试过之后全都达不到要求，就在大家发愁的时候，研究所大扫除翻出来床底下的旧皮鞋，研究员卢锦汉看见鞋面上长了一层绿毛，就刮下来拿去培养，结果这株从旧皮鞋上长出来的菌种，是当时筛选出来质量最好的一株。
 
菌种有了，生产条件还是跟不上，昆明的实验室没有自来水，每天要坐船到湖中心取水，全厂只有一台锅炉，还经常漏水，每天用完都得修，全靠人盯着才没出事故，消毒、做蒸馏水全靠这台锅炉，没有现成的蛋白胨就自己做，胃酶用完了就从自己养的猪身上取。
 
培养青霉素需要大量容器，正规的培养皿不够用，大家把能找到的干净容器都用上了，浴缸、牛奶瓶、甚至洗干净的痰盂都拿来装培养基，那时候昆明经常遭遇日军空袭，警报一响大家就抱着重要的实验器材往山洞里躲，等警报解除了回来拍拍灰继续干。
 
1943年，李约瑟受英国政府派遣来中国考察后方的科研情况，他到昆明中央防疫处参观，看到这个简陋的青霉素实验车间很吃惊，汤飞凡趁这个机会请他帮忙，通过英国红十字会斡旋，想办法弄到一些相关的资料和标准样品，用来对照检验自己做出来的产品。
 
李约瑟后来在英国《自然》杂志上写了一篇特写，专门讲汤飞凡的这个工厂，他写里面没有自来水，马厩和动物房却都很干净，那台经常漏水的锅炉，还有用破木船放在湖里做透析的废琼脂回收设备，都给他留下很深的印象，他说这个工厂虽然简陋，但保持了很高的专业水平。
 
1944年9月5日，中国自己研制的第一批青霉素在昆明高峣村做出来了，第一批只产出五瓶，每瓶五万单位，产量虽然少，意义却很大，中国成为当时世界上为数不多能自己研制生产青霉素的国家，之后产量逐步提升，开始送到前线给伤员使用，救了不少人的命。
 
1945年，汤飞凡和朱既明、黄有为、樊庆笙一起写的论文《中国青霉素的生产试验》，在《中华医学杂志》英文版上发表，汤飞凡自己后来也写文章回顾这段经历，说当时昆明什么干燥设备都没有，条件差到极点，能做出来全靠大家一股劲撑着。
 
这段事过去八十多年了，现在青霉素是很普通的药，几块钱甚至几毛钱一支，很少有人知道抗战最艰难的时候，中国科学家在昆明的山沟里，用最简陋的条件硬生生把这个西方严密封锁的救命药做了出来，没有进口设备没有外援，靠的就是自己动手想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