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联合早报6月15日晚写道：“新加坡从来都不被任何单一的意识形态、发展模式或标签所定义。我国的发展一开始就由务实主义，而不是任何意识形态所指引。黄循财总理强调，我国尝试不同的发展方式，保留有效的做法、改变行不通的做法；最重要的是，聚焦于为新加坡和新加坡人实现最好的发展成果。”

1959年，新加坡刚刚自治，百废待兴。人口158万，失业和房荒是两大难题。当时足足有40%的人挤在贫民窟和窝棚里。

英国房屋委员会1947年的一份报告说得更直白——新加坡有“一个世界上最糟糕的贫民窟，是文明社会的耻辱”。

李光耀后来在回忆录里写过一段话。他当时在想，怎么建立每个公民跟国家之间的利害关系。

在他看来，人们购买住房和租赁的态度完全不一样——屋主能为拥有自己的房子感到自豪，而政府津贴的廉价租赁住房被严重滥用、维修也差。

所以他认定一件事：如果每个家庭都有自己的住房，国家会更稳定。

这个想法催生了一个决定。1960年2月1日，建屋发展局成立了。首任主席林金山，商人出身，答应不领一分钱薪水，义务来干这件事。他带着人干了四年，因为成绩实在太突出，1962年拿了新加坡最高荣誉的淡马锡勋章，1965年又拿了被称为“亚洲诺贝尔奖”的雷蒙·马赛赛奖。

建屋局的动作快得惊人。到1965年，已经建了5.4万套住宅。组屋覆盖率从1960年的9%一路往上冲，到1990年达到了87%。此后一直维持在80%以上。

今年6月15日世界城市峰会开幕会议上，新加坡方面说了这样一段话——新加坡从来不被任何单一的意识形态、发展模式或者标签所定义。

发展从一开始就由务实主义指引，不是什么意识形态。管用的就留着用，行不通的就改。目标只有一个：给新加坡和新加坡人争取最好的结果。

外部观察者老想把新加坡塞进某个框框里，但根本塞不进去。

说你是自由市场派吧——政府在公共住房上直接下场，建屋局大规模盖组屋。说你是大政府吧——2025财政年政府部门开支预计占GDP的16.2%，算上所有转移支付，总体开支预算也只占18.7%。

这次讲话里举了三个例子来说明这套打法。

第一个，经济发展和生活品质怎么平衡。新加坡高度重视经济发展，但不觉得GDP能定义一切。面积小、土地稀缺，照样把优质地段的土地拨出来建滨海湾花园。

那个地方是填海填出来的，占地101公顷。按照纯粹的市场逻辑，这种寸土寸金的地段应该盖写字楼、商场。但新加坡没这么干，把这块地拿来建了花园。

第二个，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新加坡相信市场在有效分配资源方面能发挥作用。但市场不一定总能实现理想的成果。

公共住房就是典型——靠市场自发调节，永远等不来覆盖八成人口的组屋体系。所以政府主动下场，扮演更积极的角色。

第三个容易被忽略——顶层设计和基层参与怎么结合。新加坡给人的印象是政府规划很强，什么都安排好了。

但同样重视伙伴关系和自下而上的社区参与。拿应对人口老龄化来说，没去建专门的退休村，而是让年长者在原有的社区里原地养老。

社区自己织网、邻居互助，政府把钱花在基础设施和医疗服务上，具体的事让社区自己动起来。

这次讲话还点出了一个更深层的道理——不假设过去的方案以后还能用。建屋局六十多年的经验证明组屋管用，但不代表未来永远管用。环境变了就得跟着变，继续学、继续改、继续试。

就四个字：管用就行。不扯那些虚头巴脑的主义标签，踏踏实实解决问题比什么都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