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位福建女生高考687分，共获100万奖励，但查分前24小时，她仍在老家阁楼里对着翻烂的《古文观止》发呆，手里攥着写有“如果考砸了，就去复读”的纸条。

从木窗望出去，母校养正中学的红砖墙上金漆刻着历届优秀学生的名字，在烈日下闪着光，像一块石头压在她胸口。
 
查分系统开放后，她的手机亮了又灭，灭了又亮。手指悬在链接上方迟迟不敢点下去，直到手机连续震动，她才拿起手机解锁。

网页卡顿了几秒，随后一串数字跳了出来：总分687分。语文134，数学148，英语150满分，文综255。这意味着她是当年福建省文科第一名省级“文科状元”。
 
看到成绩，她没有大喊大叫，也没有激动得跳起来，她就那么呆呆地坐在掉了漆的木椅上，愣了好几分钟，好像大脑需要时间才能接住这个天大的喜讯。
 
紧接着，喜讯排山倒海般砸来。母校养正中学送来30万元励志奖金，地方政府奖励30万元，恒安集团奖励30万元，再加上其他社会团体资助的10万元，整整100万元，砸进了这个从未见过这么多现钱的农村家庭。
 
可黄亦陈办的第一件事让所有人都大跌眼镜。她没有嚷嚷着买大房子，也没有添置奢侈品，而是拉着父母去了厦门，在鼓浪屿一家旧书店里翻找了大半天，小心翼翼地捧出一套精装版《二十四史》，付了3800元。

剩下所有奖金都存在银行卡里，密码设成了父母的结婚纪念日，有人问她怎么不买漂亮衣服，她平静地说：“钱总是会花光的，但书里学到脑子里的东西，谁也拿不走。”
 
这句话跟她的成长环境分不开，父母都是乡村学校教师，父亲教初中数学，母亲教小学语文。家里最常见的不是毛绒玩具，而是堆得半米高的试卷和练习册。

从初中起，她每天清晨5点准时起床，冬天也披着外套坐在桌前，对着二手磁带复读机一遍遍练英语听力、背课文。

《新概念英语》第三册被她背到书页卷边起毛，角落里的数学错题本堆得老高，每道题都用黑笔抄题目、红笔写错误原因、蓝笔写注意事项，旁边还会加一句：“下次再掉坑里，就罚自己抄十遍。”
 
高考英语150分满分，她自己都觉得有些意外；反倒是数学丢掉的那2分，成了她念叨好久、拍着大腿说可惜的遗憾。
 
带着“文科状元”的身份，黄亦陈顺利接到了北京大学中文系的录取通知书。从小痴迷古典文学的她，终于把愿望变成了现实。
 
然而进了北大校门，她才残酷地发现，“高考状元”的光环在这里激不起半点浪花，身边同班同学大多来自北京、上海等顶尖中学，见识更广，早就接触过顶尖学术资源。

第一次期中考试，习惯了拿第一的黄亦陈只排到了年级中游。

那天晚上，她沿着未名湖畔走了很久，最后坐在长椅上给母亲打电话，语气平静地说：“妈，到了这儿我才发现，我得把过去十几年的习惯全忘掉，重新学一遍到底什么叫‘怎么学习’。”
 
那种心理落差不仅仅体现在分数上，而是她意识到赛道变了，曾经百试百灵的规则也不适用了。

她曾在深夜的朋友圈发过一张凌晨三点燕园图书馆的照片，桌上摊着《资本论》，配文写道：“在未名湖畔，最不缺的就是省状元，可这里的焦虑却像通行货币一样，每个人出门都得带上几文。”
 
2022年夏天，本科毕业，出乎所有人预料，黄亦陈既没有留在北大保研深造，也没有挤破头进互联网大厂拿高薪，而是背起行囊去了云南最偏远的山区支教。

在那所手机信号都断断续续的小学里，她成了一名教孩子们认字、写拼音的普通语文老师。
 
后来有家乡的熟人或媒体辗转找到她，问她当年那百万奖金花得怎么样了、待在山里后不后悔。

她当时正坐在煤油灯和日光灯交织的办公室里批改孩子们的作文，一手握着红笔，笑着回了一条语音：“钱倒是还剩下来一些，不过说真心话，我现在最后悔的一件事，就是高考前那几年，怎么就没舍得让自己多睡上几个晚上的好觉呢。”
 
她的语气听着轻松，但明眼人都听得出来，在经历过大学四年的洗礼和山风的吹拂后，她终于把过去几十年身上背着的“人生必须要赢”的紧张感，一点点彻底放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