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福建省闽侯县。二十八岁的劳改特务郑仁义蹲在茅厕里，死死盯着门外看守的背影。就在看守转身的一刹那，郑仁义深吸一口气，纵身一跃，直接跳进了臭气熏天的粪坑。
 
1964年9月，福建闽侯县江洋农场，28岁的台湾特务郑仁义蹲在茅厕里，死死盯着门外看守的背影，就在看守转身的一刹那，他深吸一口气，纵身跳进了臭气熏天的粪坑，顺着底部的排污暗沟爬出高墙，钻进了深山。
 
郑仁义并非泛泛之辈，他祖籍福建，毕业于台北警官学校，曾是台北小有名气的“神探”。
 
后投靠台湾“陆军情报局”特工班，1962年潜入厦门时被捕获，判刑8年，在江洋农场劳改两年后，他策划了这次越狱。
 
跳粪坑不是慌不择路，而是蓄谋已久的反侦察手段，他清楚越狱后最大的威胁是警犬的鼻子，粪臭覆盖体味，同时污秽裹身也能改变容貌，就算撞见搜山队，别人也只会以为是个疯叫花子。
 
他的“臭算盘”打得很准——四百名民兵把后山翻了个底朝天，警犬追到排污沟出口，被刺鼻粪臭呛得团团转，彻底失去追踪方向。
 
郑仁义躲过拉网式搜捕，在山溪里洗净粪污，换上路边窝棚找来的渔夫旧衣，挂上装满鱼的篾篓，化装成乡下渔民，深一脚浅一脚朝县城赶去，他打算混上外福铁路，彻底消失在人海中。
 
然而，闽侯县公安局局长经验老到，他听完山地搜捕汇报，当即追问：“去县城方向的路上搜了吗？”搜索小组很快在河边一处渔夫窝棚里找到郑仁义换下的湿衣服，坐实了他正朝县城潜逃的判断，全城霎时拉响戒严。
 
郑仁义摸到县城边缘，看见满街巡逻的公安和民兵哨卡，又听到广播里反复播报追捕动员，顿时慌了神，他推开一户人家的院门闯了进去。
 
院子里坐着七旬的林阿婆，以为他是个要饭的，用福州话往外轰人，这时，隔壁的邻居大妈推门走了进来。她是街道居民小组长，平时管着巷子里的大小事，她刚跨过门槛，就和郑仁义打了个照面——他下意识躲闪的眼神，让这位大妈顿时起了疑心。
 
大妈没有声张，上下扫了几遍：破草帽和旧衣服可以演，腰间那条湿漉漉的鱼篓却演不了——一个讨饭的叫花子，怎么会随身挂着装鱼的篾篓？她不动声色地从怀里摸出哨子，含住哨嘴用力一吹，尖厉的哨音划破了整条巷子。
 
几分钟后，三名戴着红袖章的民兵端着上了刺刀的步枪飞奔而来，把那个“叫花子”堵在院墙根下，大妈上前一把摘下他腰间的鱼篓，打开盖子一看——里面真的有鱼，她扬了扬鱼篓，轻飘飘地丢出一句：“有这好东西，你还敢冒充叫花子？”
 
前后不到十分钟，公安民警赶到，当场给郑仁义戴上手铐，在随后的审讯中，这个前台北“神探”把越狱计划交代得干干净净，福州军区军事法庭以越狱罪加判刑期，将原8年改判为16年。
 
郑仁义被捕后很久都不明白：他躲过了警犬，跑赢了大部队，靠专业伪装骗过了哨卡，却逃不过一个普通农村妇女的眼睛。
 
在那个全民皆兵的年代，一把哨子能吹出的是整个基层社会动员的力量，最厉害的防线从来不是真枪实弹，而是人民群众的铜墙铁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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