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1月，周恩来总理与世长辞。噩耗传来时，90岁的朱德元帅斜躺在客厅的沙发上，眼睛注视着窗外灰蒙蒙的苍穹，任凭脸颊上的热泪横流，嘴里念叨着：“恩来呢？恩来在哪里？......”

在五十四年的并肩战斗生活里，朱德和周恩来结下了无比深厚的革命友谊。从柏林会晤直到“文化大革命”时期，五十多年来，他们一同挑起了无比沉重的历史重担，一同历经无数磨难与风雨。二人情同手足，彼此相依，不可分离。

1月11日上午，朱德支撑着颤巍巍的病体，乘车前往北京医院，向周恩来总理的遗体告别。一路上，他泪水不止，静坐车内数次脱帽致哀。伫立在总理遗容前，他郑重地向一生最亲密的战友敬礼告别，久久凝望，迟迟不肯离去。

从医院归来，他神情恍惚，恍惚这场离别只是一场噩梦，却又清晰知晓一切已成定局。

总理追悼会当日，秘书轻声询问：“去不去参加？”

“去！当然去！”朱德毫不犹豫地答道。

追悼会将至，专车早已在门口等候。可连日来寝食难安、彻夜悲泣，让本就虚弱的身体不堪重负，双腿沉重得无法站立。“唉！去不成了！这怎么对得起恩来？”他满心愧疚瘫坐在沙发中。

“快把电视机打开！就算守在家里，我也要参加这场追悼会。”

电视机里，肃穆的哀乐缓缓流淌，呜咽的汽笛声声悲怆。朱德泪光闪烁，紧紧凝视屏幕上覆着黑纱的灵车，目送车队驶过十里长街，一路向西，缓缓远去……

朱德说：“总理去世了，毛主席身体也不大好，我应该更多地做些工作。”他继续说道：“人活着是干什么的？就是要革命，要工作，要斗争！”

1976年春节，朱德对全国人大常委会几位负责同志坦言：“总理不在了，我们要更加努力地工作。不然，我们既对不起党和人民，也对不起总理。”他愤然怒斥：“有些人只顾当官，甘愿做叛徒、特务。”一语戳破“四人帮”虚伪丑恶的嘴脸。

一日，他收到一封揭露“四人帮”罪行的群众来信，当即呈送毛主席，并附言：“收到人民来信一件，事关重大，请主席酌处。”旗帜鲜明地支持正义，坚守初心立场。

彼时的朱德，依旧坚守岗位、勤勉如初，终日离不开一个“忙”字。参会议事、批阅文件、约谈干部、接见外宾……各项工作接连不断，日程始终排得满满当当。

家人见他年迈体弱、终日操劳，纷纷劝慰：“您年纪大了，身体又不好，应该多注意休息。”

朱德并不认同，反倒叮嘱晚辈：“我希望你们能够多关注共产主义事业的发展。”

一位侄子专程从外地赶来探望，心疼地劝道：“您年岁这么大了，该休息就好好休息。”

朱德正色回应：“休息？把党和人民托付我的工作做好，便是最好的休息。共产党员只要一息尚存，就绝不能有丝毫松懈。你们盼我休息，我却仍盼为国出征！”

1976年5月20日，朱德收到成仿吾寄来的全新校译版《共产党宣言》，欣喜不已，即刻找出旧译本逐句对照研读。通读完毕，他连连称赞新译本通俗易懂、质量上乘。

5月21日清晨，成仿吾突然接到朱德秘书的来电，告知朱德元帅将要登门拜访。成仿吾连忙推辞：“不！万万不可！总司令已是九十高龄，怎能劳您亲自前来，理应我登门拜见您才对！”

秘书回道：“总司令心意已定，今日必定要登门拜访！”

上午九时，朱德准时抵达成仿吾住处。二人闲谈间，话题很快聚焦到新版《共产党宣言》上。朱德由衷赞许：“你完成了一项具有世界意义的工作！新版译本通俗易懂、句式顺畅，摒弃了晦涩的倒装句式，我一口气便通读完毕。时至今日，诸多现实难题，终究要溯源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论述，足见一部精准通俗译本的重要意义！”

6月21日，朱德身体骤然不适、病情加重。但按照既定工作安排，当日还有外宾接见任务。身边工作人员纷纷劝他静养休息，恳请中央其他领导代为接见。他断然拒绝：“这是党安排的工作，怎能因个人身体不适随意推脱！”服药休整后，他如期完成了接见任务。

6月25日，经医护团队会诊，医生一致建议朱德立刻住院治疗。彼时，他次日下午仍有外宾接见的既定日程，他坚持道：“无妨，等明天完成接见任务，再入院治疗也不迟。”

未曾想，次日上午病情急剧恶化，身体彻底支撑不住，他这才同意入院治疗。

7月1日，党的生日当天，朱德病情持续恶化，在肺炎基础上，并发肠胃炎、肾病，高烧持续不退。医护人员与至亲亲属无不忧心忡忡、焦急万分。即便卧病在床，他依旧心系党和国家大事，召来秘书轻声询问：“今日是党的生日，报社应当发表社论，念给我听听。”

七月初，党中央一位负责同志赶赴医院探望。朱德紧握对方的手，断断续续嘱托：“一定要抓好经济建设！……我国的国际威望只能提升、不能下降！……生产发展只能进步、不能倒退！……无论如何，务必把生产建设搞上去！我还能做事……还要工作……革命到底！”

1976年7月6日下午3时1分，朱德元帅安然离世，永远定格在了奋斗一生的征途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