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1953年过问教材编写:三十人太少,三百人都不算多
1953年的中南海,春天的风还带点凉意。毛主席坐在政治局扩大会议的首席,正讨论教育问题。
看到教育部送上来的报告,他皱了皱眉,忽然抬头问叶圣陶:“现在,编写全国中小学教材的人员有多少?”
叶圣陶往前欠了欠身,手里的钢笔轻轻搁在笔记本上,如实答道:“三十多个。”
话音刚落,毛主席的眉头皱得更紧了,语气里带着毫不掩饰的诧异:“这么重要的事,三十多个人可不多啊!扩充到三百人都不多!”
满座的人都听得心头一震。那是什么年头?建国才刚满四年,抗美援朝的硝烟还没彻底散尽,国内工业、农业、国防百废待兴,哪条战线都在喊缺人,哪项开支都要精打细算。多少部门打报告要编制要经费,大多都要酌情压缩,唯独中小学教材这件事,毛主席主动开口要人,一开口就是翻十倍的规模。
这哪里是随口一提,是把教材攥成了国之根本的大事。
旧中国的教材乱象,说起来都让人摇头。各地各搞一套,有民国遗留的老课本,有老解放区自编的读本,内容深浅不一,体例五花八门,不少偏远地区的孩子上学,连本统一像样的课本都摸不到。一个新生的人民共和国,要把全国人民的心聚到一处,要给下一代铺好成长的路,根基就在教育,抓手就在课本。
课本从来不是几张印了字的纸,是给千万孩子人生打底的东西,是整个国家的精神底色。这么顶要紧的差事,只靠三十多个人扛,怎么能让人放心?
别以为三百人是个虚数。那时候全国识字率才刚过两成,能吃透学科知识、懂教育规律、还能胜任教材编写的学者和名师,全中国都数得过来。要凑齐一支专业的编写队伍,得从全国各地抽调骨干,得解决安置、待遇等一堆实际问题,是实打实要下血本的投入。
毛主席当场就把话说透了,宁可把别的摊子缩小点,也必须抽调大批干部,编出我们自己的社会主义教材。
这话很快就落到了实处。中央组织部亲自牵头选人,短短一年多时间,一百五十多名教育干部、学科专家和一线名师从全国各地奔赴北京,全部充实到人民教育出版社的编写队伍里。吕叔湘、吴伯箫、张志公这些学界响当当的人物,全都一头扎进了中小学课本的打磨里,一篇课文改十几稿,一道例题反复验算,连标点符号都抠得仔仔细细。
加上原有的三十多名编辑,一支两百多人的专业编写队伍就此成型。新中国第一套完整的全国统编中小学教材,就是靠着这批人啃硬骨头啃出来的,往后几十年中国基础教育的扎实底子,也是那时候一点点夯牢的。
时隔七十多年再回头看这段往事,最让人感慨的从来不是数字大小,是那份对教育的敬畏之心。老一辈人心里门儿清,国家的竞争说到底是人的竞争,今天在教材上省人力、凑活事,明天就要在国民素质上吃大亏。课本里的每一个字,都牵着国家的未来,半分马虎不得。
反观现在有些乱象,有人把教材编写当成随便应付的差事,东拼西凑敷衍了事,甚至往干净的课本里塞私货、掺糟粕,误人子弟而不自知。对比当年老一辈的眼界和初心,实在该好好反思。
教材无小事,字字重千钧。这句话从来都不是一句空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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