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试模式极易束缚人的独立思考，催生只会死记硬背、机械答题的应试工具，这一弊病其实古时帝王早已洞察。满清虽依旧以八股取士，并未更改四书五经的核心考试内容，可在考题设计上却愈发出奇刁钻，衍生出名为“截搭题”的特殊命题形式，不少题目晦涩割裂，想要融会贯通作答，对读书人文字揣摩、联想拆解能力的要求近乎苛刻。
所谓截搭题，就是考官割裂儒家经典文本，从两部不同典籍中各截取半句、数字甚至单字，强行拼接组合成一道考题。举个典型例子，考题《熊南》，便是摘取《孟子》“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中的“熊”字，搭配《论语》“子见南子”中的“南”字拼凑而成，文意毫无关联，纯粹刻意刁难考生。
截搭题泛滥之后，读书治学的风气彻底跑偏。许多士子不再沉下心通读钻研四书五经原文，反倒四处钻营门路，打探考官的命题偏好、常考篇目与出题套路，一心专攻押题技巧。
长此以往，科考渐渐滋生出森严的学阀圈层：掌握出题规律、人脉资源的名师宗师，门下弟子更容易摸透应试诀窍、高中科场，寒门无门路学子举步维艰。统治者也十分清楚，这类盘踞士林的学阀集团隐患极大，对上蒙蔽朝廷视听，对下压榨寒门士子，持续壮大势必动摇皇权统治根基，因此曾加以约束整治。
只是乾隆朝之后，清代帝王理政能力日渐衰微，对科考的管控逐步松弛，早已遭诟病的截搭题再度盛行，科场积弊卷土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