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他在破窑洞里靠一双旧皮鞋的霉斑，造出被西方封锁的青霉素！救下百万军民，如今却几乎无人知晓他的名字……

1944年初，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走进昆明高峣村那排土坯房，愣了好一会儿没说话。

他奉英国政府之命来华考察战时科研，进门之前见过不少简陋的实验室，但没见过这种。

几张掉漆的旧桌子，玻璃器皿有破损后拼粘的痕迹，培养箱靠倒换热水控温，一群穿着打补丁白大褂的人低着头，盯着一排玻璃瓶。

他后来在访华报告里写，那里的科学家有一种"令人震惊的奉献精神"——那不像实验室，更像一群人在废墟里较劲。

带着这群人较劲的，是汤飞凡，中央防疫处负责人。

说起来，汤飞凡早年在美国哈佛接受过系统的细菌学训练，留学结束时导师曾挽留，他没答应，回来了。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他主持的中央防疫处被迫西迁，从南京撤到长沙，再挪到昆明，仪器设备在轰炸和颠簸里损毁大半。

落脚高峣村，借的是当地农民废弃的土坯屋，自来水不通，酒精灯都算稀缺品。

李约瑟站在这排房子里，听汤飞凡把话说完。

前线战士最怕的不是中弹，是伤口感染。

子弹取出来包扎了，也许能扛过去；伤口一旦流脓发烧，没有消炎药，只能等。

西方早有了青霉素，但对中国死死封锁，成品药不卖，菌种设备更是碰都不让碰。

汤飞凡知道这药能救多少人，对李约瑟说："我有办法造出中国人自己的青霉素。"

李约瑟扫了一眼那排玻璃瓶，没吭声。

造青霉素第一步是找菌种。

汤飞凡带着团队把昆明犄角旮旯翻了个遍——发霉的旧柜角、烂馒头上的绿毛、墙根潮湿处的黑斑……前前后后分离了上百个样本，没有一株产量过得去。

转机出在一双旧皮鞋上。

血清室技佐卢锦汉那天穿鞋走进来，鞋面上结了一层淡绿色霉斑。昆明潮湿，他买不起新的，那双就这么穿着。

汤飞凡眼睛一亮，让人把霉斑刮下来分离培养。

结果让所有人都没料到——这株从旧皮鞋上长出来的菌，产量和稳定性比此前试过的几十个样本都强。

菌种找到了，后面的路依然难走。

培养液里需要的玉米浆，战时根本买不着，就拿黄豆浆、麦麸、棉籽饼挨个替换，配方改了七八十次。

没有发酵罐，就用大大小小的玻璃瓶代替，每天有人守在旁边调温度，高了挪风口，低了围棉絮。
1944年9月5日，高峣村那个破院子里炸开了锅。

第一批青霉素出来，五瓶，每瓶5000单位——放今天连一个病人一天的用量都不够。

药送到昆明医院，几个感染到昏迷、医生已经准备放弃的重伤员，打了几针后体温开始退，伤口重新结痂。有家属跪在门口哭。

1945年，月产已爬升至数万单位，陆续进入昆明医院和部分前线医疗站的常规备药。

青霉素的事没完，汤飞凡又盯上了沙眼。

全国有三四亿人受沙眼困扰，严重的失明，但病原体究竟是什么，国际医学界争了整整半个世纪，无人能给出答案。

1956年，他的团队分离出沙眼病原体，为了证实它的致病性，他把这株病原体亲手滴进自己的左眼，一天一天记录：第三天充血，第七天出现滤泡，第四十天眼睑肿得几乎睁不开，才接受治疗。

国际眼科界将这一病原体命名为"汤氏病毒"，后规范为沙眼衣原体。

1981年，国际沙眼防治组织追授他金质奖章，这是该奖项首次颁给中国人。

汤飞凡本人于1958年离世，年61岁，没能看见这枚奖章。

今天青霉素几块钱一针，知道汤飞凡名字的人不多，记得那个叫卢锦汉的技佐的人更少，记得那双穿烂了、长了绿色霉斑的旧皮鞋的，几乎没有。
寻找时代的“笔杆子”
文章来源：《汤飞凡传》、《中国医学通史·近代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