陪床保姆。现在的老年人越活越精了，那些有高额退休金的70多岁的老头都不兴二婚了。而是热衷找50岁左右的中年女人做陪床保姆了。因为这些老头都清楚，如果正儿八经找个老伴，既使不扯证也麻烦事多，首先子女那关就难过，财产更是说不清。不如找个“保姆”，工资开到8000，包吃住，活不重，还能陪着说说话，晚上有个照应。我就是那个“陪床保姆”，52岁，我叫李秀兰。我服务的第一个雇主，老陈，76岁，退休前是厂里的工程师，每月退休金9800。合同签得很清楚：每月10号发薪，负责一日三餐、打扫、陪聊、夜间看护。不包含“其他服务”。但住进来的第一个晚上，老陈穿着睡衣坐在客厅，电视开着，音量调到5。他说：“小李，沙发硬，我腰不好。”我看了看他，又看了看主卧那张1米8的实木床，说：“陈老师，我睡觉轻，打呼噜。”他沉默了一会儿，把电视音量调到3。“那算了。”日子像他阳台上那盆半死不活的绿萝，缓慢地滴水。我每天6点起床，熬小米粥，配一碟榨菜。他的药分三种，早中晚，一共7粒，我用水杯旁边的电子药盒分好。他上午看报，下午在旧笔记本上记账，每一笔支出，精确到角。我的工资那一栏，他写“李，8000.00”。我们话不多，最长的对话发生在每月9号晚上，他会说：“明天记得提醒我去取钱。”

这样的日子过了三个月，我差点以为这份工就是端端饭、递递药那么简单。直到第四个月的一天，老陈的儿子陈刚突然来了。陈刚四十出头，开一辆黑色奥迪，进门先扫了一圈屋子，看见我在阳台上晒被子，眉头皱得能夹死苍蝇。他坐在沙发上，翘着二郎腿，话是对着老陈说的，眼睛却盯着我：“爸，我听说你找了个保姆，一个月8000？这钱也太大方了吧。”老陈没吭声，手里的报纸翻了一页。陈刚又说：“我这几年生意不好做，小孙子补习班一个月就要5000块，你退休金就这么多，全给别人了？”我站在阳台门口，进也不是退也不是。老陈抬起头，声音不大但很稳：“我的钱，我乐意怎么花就怎么花。”陈刚站起来，指着我说：“行，那您就让她伺候您吧。回头病了瘫了，别打电话给我。”说完摔门走了。

那天晚上，老陈破天荒没在客厅看电视。他坐在卧室的藤椅上，望着窗外发呆。我端了杯温水进去，他接过来，忽然说：“小李啊，我这辈子养了两个孩子，一个出国了三年不回来一次，一个回来就是为了钱。你说我活着有什么意思？”我不知道怎么接话，只能安慰他：“陈老师，您别多想。”他苦笑了一下，从抽屉里摸出一张照片，是泛黄的全家福，他牵着一个扎羊角辫的小姑娘，笑得满脸褶子。“这是我小女儿，十八岁那年车祸没了。走了三十年，每年清明儿子都让我一个人去上坟。”我鼻子一酸，终于明白为什么他总是把电视音量调那么低——他怕安静，可又怕太热闹，因为他知道热闹是假的。

从那以后，我每天晚饭后会陪他下两盘象棋。他手不太稳，落子的时候棋子总在棋盘上打晃。我故意输给他，他会高兴得像个孩子，说：“小李，你这棋还得练。”我也不戳破，就笑。有一次他发烧到39度，我连夜打了120，陪他在急诊室坐到天亮。他儿子打来电话，听说只是感冒，说了句“那就好”就挂了。老陈躺在病床上，吊着点滴，忽然抓住我的手，声音沙哑：“秀兰，这几个月，你比我亲闺女都亲。”我心里发酸，眼睛也红了，嘴上却说：“陈老师，您别这么说，我就是拿工资干活。”

一年合同到期那天，老陈让我把最后一个月的工资数好。他坐在桌前，像往常一样翻开那个旧笔记本，却忽然提笔把“李，8000.00”整条划掉，重新写了一行字。他把笔记本推过来，我看见那行字歪歪扭扭的——“秀兰，以后每月再加2000，你愿意留下照顾我吗？”我愣了好几秒，眼泪啪嗒啪嗒掉在本子上。我擦了擦脸，笑着说：“陈老师，不用加钱，小米粥您喝惯了，换了别人您也不习惯。”他听完，眼神一下子亮了，像那盆绿萝突然浇足了水，蔫了几年的叶子都支棱起来了。他没说话，只是把电视音量从3调到了8，放了首《茉莉花》，整个屋子都有了动静。

后来我总跟同乡的姐妹说，别觉得陪床保姆低人一等。人老了，图的不就是身边有个人，能听你说说话，记得你的药，知道你怕黑怕安静吗？钱是明面上的，人心才是一辈子的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