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冬天，兰登·华尔纳到了敦煌莫高窟。

他是哈佛大学福格艺术博物馆派来的。在此之前，英国人斯坦因、法国人伯希和、日本人橘瑞超、俄国人奥登堡都来过，藏经洞里的经卷和绢画早被分光了。华尔纳着急，美国人在这件事上两手空空，他觉得丢人。于是他盯上了洞窟墙上的壁画。

华尔纳带了一样东西——化学溶剂和大量胶布。他用一百五十美元买通了看窟的王道士，转身就把浸透药水的布贴在了唐代壁画上。

天冷，胶水冻住了，渗不进去。华尔纳用热水把胶水化开，再往墙上贴。洞里弥漫着刺鼻的化学味，混着尘土和千年泥坯的气息。等布干了，他把布慢慢揭下来，一千年积攒的色彩就这样成片离开了墙面，卷进了木箱。

他干了十天。莫高窟第323窟的《张骞出使西域图》被揭走了，第328窟的一尊唐代彩塑菩萨像也被他盯上了。那尊佛像差不多一人高，华尔纳用锤子敲了五天，才把它从基座上弄下来。

装彩塑的时候，华尔纳把自己的内衣脱下来裹住佛像。他在后来的书里写这个细节时带着得意，说返程路上自己缺衣少袜，但一想到内衣在保护塑像的颜料，心里就暖烘烘的。

当地的民工盯着那尊佛像看了很久，嘴里嘟囔了一句方言。华尔纳听不懂，但看懂了那人的眼神。

十二块壁画，一尊彩塑，贴上普通货品的标签，一路打点关卡运出了中国。

这些文物现在摆在哈佛大学赛克勒博物馆里。展厅灯光打得漂亮，观众络绎不绝，标签上写着年代、地点、艺术价值。华尔纳在回忆录里花了大量篇幅写戈壁的辽阔、洞窟的壮观、旅途的艰辛，对自己揭壁画的事只写了五个字——不可避免的代价。

但他没想到，自己会栽在翻译手里。

头一回跟着去敦煌的王近仁，亲眼见过那些壁画是怎么从墙上撕下来的。1925年华尔纳又来了，这回带了更多药水和布料，还多了个壁画揭取专家，计划是把一整面墙的壁画完整弄回美国去。王近仁没吱声，扭头跑到燕京大学历史系主任洪业家里报了信。

洪业报告了教育部。华尔纳的考察队虽然拿到了研究许可，但上面白纸黑字写着——不得带走任何东西。

1925年春天，华尔纳的人刚到敦煌县城，当地人已经堵在门口了。头一回那些壁画被糟蹋的事，老百姓还记得清清楚楚。县政府出面下令，考察队只能住县城，每天去莫高窟不能超过五个小时，当天必须回来，全程有警察跟着。

华尔纳在洞窟前连展开布料的机会都没有。考察队在莫高窟待了三天，什么都没干成，灰溜溜走了。

莫高窟第323窟的墙上，那片空白留到了现在。风沙年年吹，缺口的边缘早模糊了。讲解员有时会指着那块空白，告诉来参观的人，这里原来画的是什么，是谁用什么法子拿走的。

洞窟门口立着一块展板，上面写着华尔纳的名字，后面的注释只有两个字——强盗。

至于那十二块壁画和那尊裹过华尔纳内衣的佛像，至今还在哈佛的玻璃柜里摆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