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中国嘉德一场名为“俪松居长物”的专场拍卖会，把王世襄推到了风口浪尖。那年他89岁，143件藏品拍出六千三百多万，连同住的那套北京四合院，全卖了，一件不留。有人戳他脊梁骨，说老爷子心太狠，这些东西拼了一辈子命守下来的，不给儿女留点念想？

王世襄就一句话，由我得之，由我遣之。

他两个子女都在国外，打小受的西式教育，对明式家具那套榫卯结构看不明白，更别提漆器上的纹样有什么讲究。对孩子来说，这些动不动几百年的老木头，笨重占地方，不如一套现代沙发实在。王世襄看得透，硬塞给孩子不是传家宝，是添累赘。

他跟这些老物件的情分，是拿命换来的。抗战刚胜利那会儿，他顶着“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的名头，从德国人杨宁史手里硬生生追回240件青铜器，里头就有国宝级的“宴乐渔猎攻战铜壶”。后来又亲自跑日本，押回来107箱当年被劫走的善本古籍。因为这事儿，后来运动来了，他被当成“大老虎”关起来审查，故宫的公职也给撸了。

下放干校那几年，他穿件破棉袄，天天干最重的体力活。可每天晚上，他都偷偷拿个小本子，记下白天看到的那些散落文物藏在哪个老乡家、哪个废品站。等风头过去，他又花十几年工夫，一件件去赎、去修。那时候穷得叮当响，可只要听说哪儿有他当年经手过的残件，砸锅卖铁也得弄回来。

后来他把手里最珍贵的79件明式家具，几乎是白送给了上海博物馆。人家问他开什么价，他说就一个条件，这批东西搁一块儿，别拆散喽。有人算过账，这批家具搁现在的市场价，随便一件都是千万起步。

2003年荷兰克劳斯亲王基金会给他颁了个奖，奖金10万欧元。他转手全捐给了希望工程，在福建武夷山盖了所小学。记者问他怎么不留着养老，他说我有地方住有口饭吃就行，这些钱给上不起学的娃娃，比搁我这儿有用。

临终前他把所有藏品处理得干干净净。有人感慨老爷子太狠心，他说这些东西跟着我受够了罪，临了给它们找个好人家，别让孩子们为了几个木头疙瘩伤了和气，那才是造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