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四川荣县开公判大会，渣滓洞看守黄茂才被判了死刑，临行前，他突然扯开嗓子喊：“不能杀我，我帮江姐做过不少事，我是冤枉的。”在场的人都愣住了，执法人员不敢大意，把人押了回去。
 
黄茂才是四川荣县人，家里穷，1948年经人介绍，他到重庆渣滓洞看守所当看守，主要做文书登记的活。
 
登记名册的时候，黄茂才发现江竹筠是自贡老乡，主动搭了几句话，一开始江竹筠对他有戒心，接触几次后发现这个人出身贫苦，性子本分，对关押的人没有恶意，江竹筠就主动跟他聊，慢慢给他讲道理，做他的思想工作。
 
时间长了，黄茂才被说动了，他利用自己管理员的身份，偷偷帮狱里的人传信件、带消息，狱中和外界的信息通道，就这么打通了，外面的消息能传进去，里面的情况能带出来。这些事一旦被发现，他自己也要掉脑袋。
 
1949年春节，渣滓洞大部分特务都回家过节了，只剩黄茂才一个人值班，女牢的胡其芬、曾紫霞等人跟他说，想开门大放风，搞点活动庆祝，黄茂才见上司不在，就同意了，把所有牢房门都打开，让难友们出来活动。
 
1949年11月，国民党开始分批屠杀政治犯，黄茂才被列入遣散名单，要离开渣滓洞，临走前，他冒险带出了胡其芬写的一封信，信里详细说了敌人的处决计划，希望外面组织赶紧营救。
 
信辗转送到了地下党手里，组织立刻筹备武装营救，可惜时间太紧，消息传递又有延误，营救没能赶在大屠杀之前实施，11月27日，渣滓洞一百八十多人遇难，黄茂才因为提前被遣散，没有参与当天的屠杀行动。
 
重庆解放后，所有在旧政权机关干过的人都要接受审查，黄茂才没跑，回老家当了小学老师，也如实交代了自己在渣滓洞的经历，包括帮过革命者的事，可当时大家刚知道大屠杀的真相，对特务看守恨得深，没人愿意信他的话。
 
镇反运动开始后，黄茂才在教室里被带走，因为有渣滓洞看守的身份，又拿不出自己帮过革命的证据，他被认定是参与大屠杀的刽子手，办案的时候，他被迫在一些笔录上签了字，案子就这么定了下来。
 
公判大会上被判死刑，临刑前那一声喊，让案子有了转机，法院复查后，虽然没找到他帮革命者的直接证据，但也确认他没有亲手参与枪杀，就把死刑改成了无期徒刑，他在牢里老实改造，多次减刑，1964年出了狱。
 
出狱后的二十多年，黄茂才一直背着特务和刽子手的骂名，村里人指指点点，找工作也受歧视，他不怎么辩解，默默种地过日子，心里却一直盼着能有个清白的说法，那些年他反复写申诉材料，寄出去大多石沉大海。
 
1981年，重庆烈士陵园整理渣滓洞旧档案，发现好几份幸存者的回忆录里，都提到一个姓黄的看守帮过忙，顺着线索查下去，名字、籍贯、职务全对上了，就是黄茂才，工作人员又找到曾紫霞等脱险志士核实。
 
曾紫霞是江姐的同狱难友，当年一起做过黄茂才的工作，她听说消息后很激动，立刻写了证明材料，多名幸存者的证言互相印证，档案记录也能对上，当年那些不起眼的小事，一件件都被翻了出来，全是实打实的功劳。
 
1982年4月12日，荣县法院正式作出再审裁定，撤销原来的判决，宣告黄茂才无罪，从被判死刑到彻底平反，中间隔了二十八年，拿到判决书那天，老人哭了很久，后来县里按政策给他补发了补助，还增补他当了县政协委员。
 
晚年的黄茂才生活平静，每年11月27日都会去祭奠遇难的烈士，这个故事放在今天看，就是历史复杂性的一个缩影，特殊年代里有人走错路，也有人在黑暗里选择了良知，对错终究会被厘清，只是有时候需要等上很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