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华东照相馆走进来一个日本军官，掏出两卷胶卷要冲洗，店里学徒罗瑾在冲洗时发现，底片上全是日军砍杀中国平民、奸侮中国妇女的画面，激愤难平的他偷偷加印了一些，从中挑选出16张装订成一个小相册，并在封面上画图，以示不忘国耻血恨。
 
罗瑾那年15岁，是南京本地人，12岁就辍学到照相馆当学徒，洗照片的手艺已经练了三年，那时候南京刚沦陷一个多月，街上到处是日本兵，普通人出门都不敢多说话，照相馆因为能给日本人处理照片，反而成了相对安稳的地方。
 
那个日本军官拿来的是两卷樱花牌120胶卷，当时市面上比较常见，罗瑾按正常步骤冲洗，第一张底片显出来他就愣住了，这些照片都是日军自己拍的，他们把杀人、侮辱妇女当成可以炫耀的事，拍下来留着看，完全没觉得这些见不得人。
 
罗瑾没敢声张，照常把日本军官要的那份洗好交差，等人走了，他又偷偷用剩下的药水多洗了一套出来，这事一旦被发现，自己肯定活不成，可他这些画面就是实打实的证据，是日本人自己留下的犯罪记录。
 
他从加印的照片里挑出16张，找了硬纸装订成一本巴掌大的小相册，封面他自己画了图案，右上角写了个大大的“耻”字，旁边画了个问号，还有两颗往下滴血的心形，右下角画了把刀尖泛红的匕首。
 
相册放在身边太危险，罗瑾想了好几个藏的地方都觉得不保险，最后他跑到南京毗卢寺，在厕所的土墙上掏了个洞，把相册塞进去，外面用泥巴糊好封上，他隔段时间就偷偷去看一眼，确认东西还在，就这么提心吊胆藏了三年。
 
1941年的一天，罗瑾再去查看的时候，发现墙上的土块被人动过，相册不见了，他当时后背直冒冷汗，不知道是被日本人搜走了，还是被旁人发现拿走了，他当天就收拾东西离开了，先后辗转苏州、上海、青海等地。
 
相册没落到日本人手里，罗瑾的同学吴旋当时也在庙里，偶然在草丛里捡到了这本掉出来的相册，他翻开一看就明白是什么东西，没跟任何人说，把相册转移到了寺庙大佛的底座下面，接着往下藏。
 
1945年日本宣布投降，第二年南京设立了审判战犯军事法庭，专门审理南京大屠杀相关案件，主犯谷寿夫在法庭上不肯认罪，说自己在南京只待了很短时间，没听说过大规模屠杀的事，法庭缺少直接影像证据，就贴出布告向市民征集日军暴行材料。
 
吴旋看到布告之后，1946年8月5日，他把这本相册正式递交给南京市临时参议会，工作人员接收后立刻转交给军事法庭，这本相册被编为南京大屠杀案“京字第一号证据”，因为出自日军自拍，证明力极强。
 
法庭上谷寿夫看到这16张照片，当场脸色就变了，这些照片拍摄的场景，都发生在他的部队驻防区域和管辖时段内，铁证面前他没法再抵赖，最终被判处死刑，执行枪决，这十几张两寸半的小照片，成了定罪的核心物证之一。
 
现在这本相册的原件保存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复制件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史料厅对外展出，2015年10月，包含这本相册在内的南京大屠杀档案，正式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成为全人类共同记录的历史。
 
很多人知道这个故事，是通过近年上映的电影《南京照相馆》。电影里加了不少艺术创作的角色和情节，真实历史里没有那么多戏剧化的人物，就是两个普通的南京年轻人，一前一后接力，冒着生命危险把证据守了八年，最后送到了法庭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