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风]1976年10月6日，吃过晚饭后，坐立不安的陈永贵，接到了开政治局会议的通知，立即想到了住在他隔壁的吴桂贤，对工作人员说：“通知西院的一块走！咱车在头里，叫她跟后头，你们的车跟着，不能叫她单独行动！”
 
1976年10月6号那晚，玉泉山的会议室里，吴桂贤走进门就愣住了，屋里少了四个沙发，没人解释，也不需要解释。
 
华国锋坐在主位，叶剑英在旁边，陈永贵跟其他政治局委员一起落座，会议从晚上十点开到凌晨四点，桌上没摆茶水，空气凝固得像要结冰。
 
华国锋开口很直接：那四个人不会来了，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这几个人当场被决定隔离审查，陈永贵举了手，跟所有人一样。
 
散会后他和纪登奎、陈锡联一起回小楼，三个人激动得像孩子，压抑了多年的那口气终于吐出来了。
 
过了几天再开会，陈永贵往沙发上一坐，整个人都松快了，纪登奎打趣问他脖子能转过来了吗？他咧嘴笑：好了好了，全好了！还热情招呼李先念他们去家里吃山西拉面，但好日子没过几年。
 
1980年2月，他坐在交道口小院的沙发上，让儿子陈明珠拿纸笔，他口述，陈明珠写：身体不好，没文化，不适应新形势了，请求辞职。
 
简单几行字，语气里全是无奈，8月份，全国人大正式免了他的副总理职务。
 
陈永贵这辈子，从山西昔阳大寨村的泥腿子，爬到了中南海，1915年出生，六岁给人放牛，长大当长工，连饭都吃不饱。
 
1948年入党，1952年当上大寨党支部书记，那地方沟壑纵横，土薄得种不出粮食，他硬是带着村民挑土上山，一筐筐往上扛，愣是把亩产从200斤翻了几番。
 
1963年发大水，他带着人死守田地，拒绝国家救济，喊出一句话：靠自己干！就这么着，“农业学大寨”席卷全国，他从村书记一路升到副总理。
 
头上裹着白毛巾，身上穿着对襟布衫，开会也是这身打扮，工资按大寨工分算，每月就拿几十块补贴，吃粗粮，抽三毛钱一盒的烟。
 
但改革开放的风一吹，他这样的工农干部开始不适应了，辞职以后搬到木樨地22号楼，管理局要给他配炊事员、警卫、专车，全拒绝了，家人自己做饭，阳台上种花种玉米，每天早上拿扫帚从12楼扫到1楼。
 
出门买菜戴草帽遮脸，去市场买肉只交易不说话，有一次售货员认出他，挑了好肉不收钱，他把钞票往柜台上一扔，转身就走，从此再不去那家店。
 
1983年，组织安排他当北京东郊农场顾问，他三天两头往田里跑，裤腿沾满泥巴，问庄稼长势，问职工干劲。
 
1985年1月，他开始咳嗽，右耳根长了肿块，7月去医院切了，一查是肺癌晚期，8月住进医院，瘦得皮包骨头，还惦记着大寨的西水东调工程，那可是5000万的账，村民们苦了好几年，他反复叮嘱：一定要把账算清楚，别让村民背债。
 
他想回大寨，但习仲勋不同意，劝他在北京好好治，他苦笑：回不去也得把我烧了啊，临终前他留下遗言：骨灰撒大寨，但千万别撒狼窝掌，那名字不吉利。
 
1986年3月26号上午11点，陈永贵走了，享年71岁。
 
华国锋亲自去八宝山告别，站在遗体前鞠了三个躬，骨灰由儿子陈明珠护送回大寨，昔阳县领导在路边迎接，村民们围得水泄不通，哭声一片，鞭炮噼啪响个不停。
 
按他遗愿，骨灰撒在虎头山顶，大寨人给他立了块碑，上面写着八个大字：功盖虎头，绩铺大地。
 
从副总理到普通农民，他始终没丢掉那份质朴，不拿特供，不搞特殊，买菜排队，生活跟老百姓一模一样，这一辈子，他就是个倔强的农民。
 信源：1978年:陈永贵面对大寨的黯然失色 中国经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