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入梅

三星白兰地，五月黄梅天。上海官宣，18日入梅。

顿时，老上海人的心里“格噔”一下，一场漫长的湿吻躲不掉了。只能把脖子缩进衣领里，苦笑着说一句：“好了好了，来了来了。”

等到熬过梅雨季，拍拍衣裳上的潮气，便又是一条干爽的好汉。

梅雨季这件事，讲起来是天气，翻起旧账来却是千年文章。北宋那个贺铸，晚年窝在苏州横塘，不肯出来做官，写了一首《青玉案》，写的是暮春遇佳人、怅惘失路的那份“闲愁”，可文末五个字“梅子黄时雨”，千古留名。长三角都懂的，贺铸是把骨头缝里的潮气，都替你写透了。

有人说，三星白兰地，五月黄梅天。这个“无情对”中，既有洋场浮华的酒气，又有江南老天爷不讲道理的水汽。这十个字，就是上海人的黄梅天，一半是玻璃杯里的琥珀色，一半是墙角渗出来的青黑色。

老上海人过黄梅天，说穿了就是一个字：熬。 石库门里的墙，好端端的忽然就“长毛”了，白灰面上，浮出一朵朵淡黑的霉花，像谁夜里偷偷泼了墨。樟木箱里再怎么塞樟脑丸，出梅那天一开箱——扑面而来的不是香，是一种又甜又闷又朽的“霉熟气”。

所以出梅后的第一件事，叫“晒霉”。旗袍、凡立丁西装、海虎绒大衣、羊毛毯，一件件摊开，藤拍“噗噗噗”掸灰，顺带向全弄堂“晒”一遍家底厚薄。

小孩子是不在乎这些的，光脚踩在晒烫的水门汀上，嘴里叼根盐水棒冰，看蚂蚁搬家，觉得这湿漉漉的世界也挺好玩。

黄梅天最“结棍”的时候，屋里像只大蒸笼。窗户不敢开，一开雨水就斜着扫进来；窗户关死，空气稠得像糨糊。老底子条件好点的，一条湿毛巾搭脖子上，电风扇摇着头吹——吹出来的风都是热的，但总比没有强。至于内衣裤，挂了一礼拜照样潮叽叽，穿上去像被一条湿毛巾从背后轻轻抱住，温柔，但令人绝望。

可你要说，上海人就只会骂黄梅天，也不尽然。上海人过黄梅天的版本是：雨天窝家里，一盘凉拌毛豆，开一瓶冰啤酒——就着窗外淅淅沥沥的雨声，酒液下去的那道凉意，是从喉咙一路润到胃底的，比什么“梅子黄时雨”的闲愁都实在。黄梅天也有黄梅天的口福：咸菜毛豆子焖笋、糟溜鱼片、冰镇绿豆百合汤……天越是不肯干，桌上越要出点清爽的东西来较劲。

到了今天，科技替上海人争了半口气。除湿机的水箱，一天能接满满一盆，你把那盆水拎去倒掉的时候，会产生一种奇妙的战胜感，仿佛亲手把黄梅天拎出去倒了。

说来也怪，等黄梅天过去，上海人反而会回头望一眼那二十来天的灰蒙蒙，觉得它也不是全无道理。春天走得太急，夏天来得太凶，中间总得有这么一段黏糊糊的缓冲，翻页慢了，反倒多看了两行。梅子黄时雨，下的是天意，淋的是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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