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5月7日， 杜聿明 因病逝世，他的妻子 曹秀清 电告 蒋经国 ，希望蒋经国能够允许杜聿明的几个子女，回大陆奔丧，但被蒋经国拒绝了，曹秀清得知消息后痛哭道：我真想不通。
多年以后，杜聿明和曹秀清的骨灰迁回陕西米脂老家，这个安排看似只是后人尽孝，其实把一段历史的账本翻了出来。人活着时，海峡隔断了团圆；人走后，子女还要费尽周折，才把父母送回祖籍。所谓“落叶归根”，在杜家这里不是一句温情话，而是一场迟到几十年的补偿。
1987年台湾地区开放部分民众赴大陆探亲后，多少老兵抱着包袱踏上归途，在码头、机场哭成泪人。那一年人们才看清，亲人相见并不会让天塌下来，故乡也不是洪水猛兽。可倒回1981年，杜聿明的孩子想回北京送父亲一程，台当局偏偏不放，这才显得格外刺眼。
杜聿明这个人，不能简单涂成一种颜色。他参加过抗战，有民族战争中的功劳；也在解放战争中替国民党集团打过硬仗，站错了历史方向。对这样的人，新中国没有用旧账把他压死，而是在改造、医疗、特赦之后，让他进入新的社会生活。这份处理方式，背后是国家气度。
1959年，杜聿明作为首批特赦人员走出战犯管理所。一个曾经的高级将领，能从失败者变成政协委员、文史资料工作者，这不是小事。大陆方面给他的，不只是活路，还有重新面对国家和民族的机会。正因如此，杜聿明晚年更懂得统一的重量。
海峡另一边的做法，就没有这么宽。曹秀清和几个孩子当年留在台湾地区，名义上受照顾，实际生活并不轻松。杜聿明被俘后，杜家在岛内的处境一下变得微妙。旧日关系不再是保护伞，反倒成了被审视的标签。政治翻脸时，一个家庭最先被拿来承受代价。
杜家的长子杜致仁在海外求学时困顿无助，后来走上绝路，这件事对曹秀清打击极大。一个曾为国民党集团卖命的将领家庭，到头来连子女基本困境都难得到真正托底。台当局讲“情义”时声音很大，碰到现实责任却缩得很快，这笔旧账，杜家人不会忘。
1963年，曹秀清终于回到北京，与分别多年的丈夫团聚。可团聚并不完整，她身边还有空位，台湾地区的子女依旧不能自由往返。一个家庭被拆成两半，一半在大陆守着病弱的父亲，一半在岛内背着沉重身份生活，这不是自然分离，而是人为制造的苦难。
1981年5月7日早晨，杜聿明在北京病逝。曹秀清没有提出任何过分要求，只想让在台湾地区的子女赶来奔丧，看父亲最后一眼，办完丧事后返回。中国人的伦理里，父母去世，子女回家，这是最低限度的人情。连这条底线都被拦住，问题就不只是手续。
5月10日，曹秀清向蒋经国发电，请求准许杜致义等亲属到北京奔丧。与此同时，郑洞国、黄维、李奇中、侯镜如等黄埔旧人也出面致电台北方面，希望看在同学情分和人伦常理上放行。这里没有军事秘密，没有政治交易，只有一个“让孩子送父亲”的请求。
台当局拒绝得很硬，因为当时岛内还抱着“三不政策”不松手。1979年大陆方面释放和平诚意后，台湾地区当局选择继续筑墙，把“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当成挡箭牌。到了杜家这件事上，这套口号就变成了不准奔丧、不准尽孝、不准骨肉相见。
最荒唐的地方在于，蒋经国本人并非不懂孝道。他当然知道父母之丧意味着什么，也知道中国家庭把临终一面看得多重。可权力一旦裹上对抗外衣，人情就被压到角落里。自己的孝可以被赞颂，别人的孝却要接受政治审查，这就是双重标准。
公开报纸资料显示，杜聿明追悼会是在1981年5月25日下午于全国政协礼堂举行，参加者有在京有关人士、文史专员、群众代表和生前友好共500多人。这个时间点很重要，因为从5月7日到5月25日，留出了相当长的等待期，等的就是海峡对岸那几个孩子。
追悼会办得庄重，场面也不冷清，可亲情上的缺口补不上。朋友可以来，旧识可以来，组织可以安排仪式，唯独儿女不能站到父亲灵前。杜聿明生前经历过战场失败、身份转变、疾病折磨，身后还要承受骨肉缺席，这一刀不是他个人造成的，是台当局强行割出来的。
更耐人寻味的是，追悼会后，台湾地区方面又允许杜家子女出境，名义是去接曹秀清赴台定居。早不放、晚不放，偏偏在人已经下葬之后才松口，这就很难让人相信是出于善意。曹秀清拒绝赴台，只提出在香港见孩子，她不是不想念子女，而是不愿被别人重新摆布。
1982年，曹秀清在香港见到分别多年的孩子。那场见面没有豪言壮语，只有一家人抱头痛哭。人到八十多岁，还要在第三地见自己的亲生骨肉，这本身就是那个年代两岸隔绝的控诉。政治人物可以换说法，普通家庭流过的泪不会作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