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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土吗？很土。可在那种条件下，这些话反而是最朴素、最直接的动力来源。

晚上，等一线部队训练完，两个人就在油灯底下继续“熬夜加课”。他们会铺开纸张，画简单却实用的示意图，用火柴盒、茶碗、石子摆出敌我态势，研究部队展开、火力配置、撤退路线。有时候甚至要把同一场假想战斗来回推演几遍。

按现在的眼光看，这一套确实原始，甚至有点“可笑”，没有沙盘，没有地图，很多地方靠想象和零碎情报。但是，当时的红军就是在这种“土法上马”的方法里，把战术硬生生琢磨出来的。

吴焕先还不满足，他开始满军乱跑——不是瞎跑，而是一个师一个师地看，一个团一个团地看，营、连一级，一样往下盯。他自己去检查每一个连队的军事技术训练，遇到动作不规范的，当场纠正，遇到思想不稳定的，当场做工作。

他知道，光练技术不行，脑子里没有一根“劲”撑着，队伍迟早会散。所以，每到一地，他都要把指战员们集合起来，站到队伍前面，用近乎吼出来的声音，给大家打一针“强心剂”：

“同志们，我们红二十五军的战斗任务，就是坚持武装斗争，坚决保卫革命根据地！以大别山为中心的鄂豫皖根据地，是多少先烈用命换来的，是鲜血染红的。战则存，不战则亡。我们一定要拿出百倍的勇气，争取最后胜利！”

“无论多艰难，多流血，鄂豫皖根据地不能丢，大别山的红旗不能倒！”

这些话，听起来不复杂，但当时的战士们很多文化不高，最能打动人的恰恰是这种直来直去的表达。被“围剿”压得喘不过气的根据地，靠的就是这一股一点不精致、甚至有些粗糙的热血，硬扛下来。

也就是在这个练兵高潮刚刚铺开的时候，变故突然来了。

吴焕先接到了一份紧急通知——军政委王平章派人送来的，说省委要在麻城以北的大畈召开紧急会议，要求省委成员迅速到达。没有解释原因，只说“紧急”。

他心里立刻一沉。以当时的情况，省委能用“紧急会议”这四个字，肯定不会是小事。

部队驻地比较分散，他一时把戴季英、高敬亭都集中不到一块，只能先派人去通知他们，同时自己先动身赶往大畈。


赶到省委驻地时，空气里几乎是肉眼可见的焦躁和火气。省委书记沈泽民一见到他，根本没寒暄，张口就把手里那几份缴获来的反动报纸往桌上一拍，脸铁青着开骂：

“反动报纸惯会造谣惑众，不可信。可这几条战事消息，有鼻子有眼，也不能不信！好个胆大包天的张国焘，说好要坚守根据地，结果倒好，扔下根据地，自己溜到陕西一带去了！”

沈泽民越说越气，连自己“老婆被带走了”都顺嘴抱怨出来——他妻子张琴秋是随红四方面军主力西去的。这话看着有点私情味，但其实透露了一个关键信息：整个四方面军，是成建制地撤离了鄂豫皖，把根据地“空”了大片出来。

对一个省委书记来说，这种“被放鸽子”的感觉，不只是愤怒，也是实实在在的政治和军事灾难：一大块苏区说没就没，留下来的残部、地方武装、党政机关，要面对不可避免的压缩、清剿。

沈泽民把报纸递给吴焕先自己看，一边翻，一边嘴里不断往外蹦尖锐的词：“失败情绪”“逃跑行为”“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这些词，在那个年代是非常严厉的政治定性。他没有半点遮掩，直接把所有责任扣在张国焘一个人头上。

在这之前，他对于张国焘的种种做派，早已有不满。他作为鄂豫皖中央分局常委、省委书记，在四次反“围剿”的过程中，掌握了大量第一线情况，还专门向党中央写过书面报告，反映张国焘在指挥、路线上的问题。可以说，他知道这次“弃苏区而去”，绝不是一个突发奇想，而是长期积累下来的路线分歧和认识偏差的集中爆发。

吴焕先把几份报纸从头到尾看下来，心里也明白：红四方面军主力既然已经远走，想再回来几乎没可能了。现实摆在眼前——

鄂豫皖这块地方，从此只能靠红二十五军自己扛。

“看来，方面军主力是走远了，回是回不来了。事到临头，我们红二十五军也只能独立坚持武装斗争，没什么指望了。”他把心里话说出来，语气里带着一丝忧虑，但没有退缩。

沈泽民这会儿还在气头上，血气方刚，三十出头，正是“心气高”的年龄。别看他一笔一划都像个知识分子——他确实是书生出身，还是大作家茅盾（沈雁冰）的胞弟，中学毕业考入南京河海工程专门学校，本来是想当个工程师，以“科学救国”。后来五四运动的热浪推着他走，1921年和张闻天一起去日本留学，再从马克思主义里找答案。

1922年入党，1925年又跟张琴秋一起去莫斯科中山大学、红色教授学院深造，1930年回国后做宣传工作，很快成了中央宣传部长，在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这种履历，说句实话，典型“理论派”，不太沾火药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