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二战结束刚半年多，苏联顶着反法西斯战胜国的名头声望正盛，全球不少文人学者都跟着吹捧，把它当成人类文明的新出路，中国学者傅斯年偏不凑这个热闹，在发表的文章里写下一句话：苏联就是把人类文明里头所有坏事全凑齐了的国家。
 
当时的大环境里，苏联的正面评价占了上风，国内不少人把苏联视作抗日援助的老大哥，觉得它的模式能给中国的重建指路，西方也有大批左翼文人公开推崇苏联，英国的萧伯纳早年访苏后就盛赞其社会面貌，法国作家萨特在战后初期也持明确的支持立场。
 
傅斯年不是一开始就对苏联持负面态度，新文化运动时期，他在《新潮》杂志写过文章，肯定十月革命的时代意义，觉得这场社会变革或许能给积贫积弱的中国提供新的参考，后来他去欧洲留学多年，系统读了苏联的制度资料，跟踪其实际治理情况，看法才慢慢转变。
 
真正让他写下激烈评价的直接导火索，是1946年2月公开的雅尔塔协定，这份1945年由美英苏三国私下签订的协定，全程没让中国参与，把中国东北的铁路、港口权益，还有外蒙古的主权当作筹码，换苏联出兵东北打日本。
 
协定内容公布后，国内舆论一片哗然，傅斯年联络了任鸿隽、储安平等多名学者，联名在《大公报》发表抗议文章，指责苏联趁火打劫，之后他又单独发表《中国要和东北共存亡》的长文，明确反对苏联侵犯中国领土主权的行为。
 
他后来写的《苏联究竟是什么国家？》里，系统说了自己的判断，他觉得苏联根本不是宣传里的共产主义社会，所有生产资料都归国家，实际支配权在少数党部官僚手里，普通工农的生活水平很低，根本没有平等可言。
 
政治层面他也有具体的批评，他说苏联表面有苏维埃制度，实际权力全集中在少数人手里，最后落到一个人身上，老百姓没有言论、出版、集会的自由，全国各地都有特务机关监视，只要有不同意见，就可能被监禁、流放到西伯利亚，甚至直接处决。
 
对外政策上，他认为苏联是换了外衣的沙俄扩张，嘴上说支持民族自决、世界革命，实际继承了沙皇的大俄罗斯主义，压制国内少数民族，还借着革命的名义在别的国家培植势力，本质就是为自己的国家扩张服务。
 
他的这些说法，在当时的知识圈掀起了不小的波澜，有人觉得他说得太极端，是站在反苏立场上的偏见；也有人认可他的观察，觉得他戳破了舆论一边倒的美化泡沫，双方各有依据，在报刊上展开了不少公开的争论。
 
回头看这件事，傅斯年的评价是基于他自己的观察和立场得出的结论，带有明确的时代烙印，他的判断里有对中国主权的维护，也有他自身自由主义立场的影响，是特定历史环境下一个知识分子的公开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