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古之子在建国后找到王震，王震沉默后说道：你爸爸是个好人。由于舆论争端的影响，博古之子秦铁在建国后找到王震，询问自己的父亲到底是怎样一个人，王震将军听到这个问题后沉思片刻，感慨的说道“你爸爸是个好人”。这番感慨从何而来？
 
 
秦铁为什么非要问这个问题？因为他打小就没弄明白过自己的父亲。
 
 
1946年4月8日，他才六岁。
 
 
头天晚上母亲告诉他，父亲明天从重庆回来，一起去机场接。
 
 
秦铁兴奋得睡不着——他惦记的不是父亲这个人，父亲常年不在家，印象太模糊了，他惦记的是一双红皮鞋，那是1946年2月父亲临走时，他央求的礼物，父亲笑着答应了。
 
 
4月8日一早，张越霞领着秦铁到了延安机场。
 
 
中午过后，毛主席、朱德等人都来了。
 
 
那天延安起了大雾，还下着雨。
 
 
下午两点左右，天上传来飞机轰鸣声，大家说“来了来了”。
 
 
可轰鸣声由远及近，又由近及远，最后彻底消失。
 
 
等了半个多小时，什么也没等来。
 
 
那架飞机再也没回来，机上除了博古，还有王若飞、叶挺全家、邓发等人。
 
 
飞机在山西兴县黑茶山撞了山。人们找到一枚烧得变形的印章，上面“中共重庆办事处证章”字样还能辨认，还有博古本人的图章。
 
 
4月19日延安举行公祭追悼会，三万多人在场。
 
 
很多人搂着秦铁哭，可六岁的孩子不懂“死”是什么。
 
 
下葬时母亲让他给父亲磕头，他看着眼前的土包，心里纳闷：“让我给土包磕头干什么？”母亲哭着打了他，秦铁跪下了，但始终没磕头。
 
 
长大后每每想起，他都觉得遗憾。
 
 
在他记忆里，父亲陪自己的时间太少，睡觉看不见他，醒来也看不见他，等慢慢长大，从别人嘴里听到的父亲越来越模糊。
 
 
有人说他犯了大错，差点葬送革命；也有人说他很有学问，为人正直。
 
 
两种说法像两股方向相反的风，把他吹得晕头转向。
 
 
所以他去找了王震，王震是和博古一起走过长征的老战友，也是少数能把话说透的人。
 
 
博古原名秦邦宪，1926年被派往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取了俄文名“博古诺夫”，回国后以“博古”为笔名。
 
 
1931年，因顾顺章等人叛变，中共中央遭重创，二十四岁的博古被推上总负责人位置，他自认资历太浅，但历史就是这样把他推了上去。
 
 
后来的事很多人都知道了，他在军事上听信李德，路线跟随王明，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湘江之战红军损失惨重。
 
 
1935年遵义会议，多数人批评指挥失误，博古主动承认错误，第二天一早，他就派人把中央印章、文件箱送到张闻天那里。
 
 
凯丰背后叫他不要交权，他没听，服从了组织决定。
 
 
毛主席后来评价：“秦邦宪是一个很有原则、很有组织观念的人。”
 
 
交权后的博古没有消沉，担任《解放日报》社社长兼新华社社长，起早贪黑工作，还领导中央出版局和印刷厂。
 
 
1943年他在检查里用“罪孽深重”形容自己的错误，错了就认，认了不改变志向。
 
 
1937年在武汉办《新华日报》，蒋介石派人砸印刷机，他抄起油墨滚筒挡在机器前喊：“除非从我的身上碾过去！”
 
 
这种硬气，和战场上的战友如出一辙。
 
 
王震经历过博古推行王明路线的时期，也目睹过1946年博古为政协宪法草案熬到吐血的最后情形，他知道这个人犯过错误，也知道他后半辈子在赎罪。
 
 
所以当秦铁问起父亲是什么样的人，他沉默了很久——不是犹豫说假话，而是想怎么让儿子理解父亲的全部。
 
 
秦铁后来人生坎坷，特殊时期被扣帽子，平反后在天津远洋公司从最底层干到船长，退休后七十岁开始探寻父亲轨迹，走访各地。
 
 
一个人是好是坏，历史自有公论。
 
 
但对一个儿子来说，他要懂得父亲——懂得他犯过错误，也懂得他赎了罪；懂得他站得很高，也懂得他弯下了腰。
 
 
秦铁找了几十年，最后或许明白了，父亲不是一个符号，就是一个会犯错、会后悔、会拼命工作、会答应给儿子带红皮鞋却没能兑现的活生生的人。
 
 
他等了半辈子，等来六个字，但这六个字，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