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三十年代，国民政府规定，私下谈论抗日或者自己组织抗日，都算违法，军人敢私自喊抗日，严重的会被处死，报纸杂志要是登了抗日的内容，直接就被查封，主编也要坐牢。蒋介石1933年在南昌给将领下手令，原话是"如再有偷生怕死，侈言抗日，不知廉耻者，立斩无赦"。
 
那时候没有专门叫"非法抗日罪"的法条，但实际操作中，抗日行为会被扣上危害民国、扰乱治安之类的帽子处理。
 
高压之下，各家报纸都不敢明着写抗日，1935年国民政府还专门发了《敦睦邦交令》，说对"友邦"（日本）要搞好关系，不能有排斥挑拨的言论行为，违者严惩。
 
报纸想报道相关消息怎么办，只能打哑谜，涉及日本或者抗日的字眼，不能直接写出来，就用××代替，比如"抗日"写成"抗×"，"日本"有时候也用代号，读者看多了自然能看懂是什么意思，官方想挑毛病也抓不到直接的把柄。
 
举个具体的例子，1935年上海的《新生》周刊登了一篇《闲话皇帝》的文章，表面讲外国皇帝制度，实际暗指日本天皇，日本人看到后提出抗议，说侮辱天皇妨碍邦交，国民政府二话不说就把周刊封了，主编杜重远被判了一年零两个月的徒刑。
 
这个案子当时影响很大，那篇文章发表前其实已经过了官方审查机关的审核，真要追究起来，审查部门也有责任，但为了平息日方的不满，国民政府还是处理了杜重远，连负责审查的相关人员也被革职。
 
不光是报纸，军人抗日也一样受限制，1933年吉鸿昌等人在察哈尔组织民众抗日同盟军，跟日军真刀真枪打，还收复了多伦，结果国民政府说他们妨碍统一政令破坏国策，调集军队跟日军前后夹击，把这支抗日队伍给打散了。
 
后来吉鸿昌继续在天津做抗日工作，1934年被国民党特务逮捕，押到北平，审判给他定的罪名是危害民国、勾结共产党，蒋介石亲自下令就地枪决，临刑前吉鸿昌写了那首著名的绝命诗，"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
 
1935年的《何梅协定》更进一步，直接规定华北五省一切抗日活动都算非法，等于在法律层面上，把老百姓反抗侵略的权利给剥夺了，那几年民间抗日情绪很高涨，但官方压得也厉害，很多爱国言论只能私下传，不敢公开说。
 
说起来也挺讽刺的，一个国家的政府，不鼓励老百姓反抗外来侵略，反而忙着压制本国的抗日声音，当时很多人想不通，日本人都打到家门口了，怎么自己人先掐起来了，站在当时国民政府的角度，他们觉得先把内部统一了，才有力量对外。
 
站在后人的角度看，这段历史确实很复杂，不能简单用好坏一句话概括，但有一点是明确的，民间的抗日热情从来没断过，报纸用××打掩护，老百姓私下传消息，爱国民众偷偷组织活动，大家都在用自己的方式撑着那口气。
 
后来随着局势变化，日本侵略的步子越来越大，国民政府的政策也慢慢调整，到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国共合作建立统一战线，抗日才真正成为全国上下的共识，之前那些压制抗日言论的规定，也就自然而然被废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