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对峙到了今天，一个不得不承认的事实似乎已然摆在了明面上：日本对于中国的不满并不只停留在政府层面，日本本土的公民对中国普遍抱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仇恨。
 
2025年底日本内阁府公布的官方民调显示，对中国“没有亲近感”的日本受访者高达83.1%，较上年再涨2.4个百分点，创下这项调查实施数十年来的最高纪录。同一调查中，认为中日关系“良好”的只剩5.3%，给出“不好”评价的比例飙到84.5%。
 
日本非营利组织“言论NPO”与中国国际出版集团的联合调查给出了另一组数据——86.3%的日本人对中国持负面印象，正面印象仅13.1%。笹川日中友好基金的调查则显示，只有7.3%的日本民众对中国抱有亲近感，43.8%的人支持“将对华交往降到最低”。连续十多年，这一无好感比例始终维持在80%到90%之间。
 
数字背后是一个个真实的人——他们对中国的认知，是被什么一天一天塑造出来的？答案并不复杂。73.1%的日本受访者表示不信任中国媒体，他们对中国的了解几乎全部来自日本国内媒体，而日本主流媒体关于中国的新闻报道绝大多数是负面的。
 
从传播学来看，媒体虽不能决定人们“怎么想”，但完全能决定人们“想什么”。日本五大全国性报纸和核心电视台的涉华报道，长期缺失中国社会发展、科技进步、减贫成就等客观内容，取而代之的是一套固定叙事——“中国威胁”“中国崩溃”“中国异质”。当一个普通日本民众每天看到的都是被描绘成“危险、落后且充满攻击性”的邻国时，敌意不需要任何理由就会在潜意识里生根发芽。
 
更令人不寒而栗的是，这种情绪的制造已进入“工业化”阶段。日本众包平台CrowdWorks上出现大量有偿招募帖，明确要求制作“贬低中国、赞美日本”的短视频。在算法时代，“厌中反华”成了一种可变现的“黑色产业”，通过精准推送固化日本网民的涉华信息茧房。这不是自发的情感，是被生产出来的情绪。
 
这一切背后站着日本的政治机器。自20世纪90年代“泡沫经济”破裂以来，日本经历了三十年的经济低迷，而中国的迅速崛起彻底打破了日本作为“亚洲领头羊”的心理优势。加之乌克兰危机、日元贬值等因素导致物价居高不下，工资涨幅远跟不上物价，政治献金丑闻持续发酵。在这种内政焦头烂额的背景下，对华强硬成了一种屡试不爽的“减压阀”。右翼政客刻意炒作台海紧张局势，强行制造安全焦虑。
 
2026年版《外交蓝皮书》将中日关系从“最重要双边关系”降级为“重要邻国”，真实意图之一就是以“中国威胁论”换取国内保守势力支持。当一个政府不断强化对另一个国家的负面叙事时，社会公众就会不自觉地将结构性矛盾转化为对具体人群的情绪宣泄。
 
2026年3月24日，日本陆上自卫队现役军官村田晃大携带18厘米长刀具翻墙闯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威胁以“神的名义”杀死中国外交人员。这种突破国际法底线的极端行径，正是长期将中国塑造为“外部威胁”的舆论导向在个体身上的暴力投射。而日本主流媒体对这一严重事件集体淡化处理，背后既有隐形的政治干预，也暴露出记者俱乐部制度、《特定秘密保护法》等法律工具构建起的媒体管控网络。主流媒体为避免政治压力与经济损失，采取选择性报道，不惜歪曲事实。
 
然而，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园田茂人教授的研究揭示了另一面：日本民众对华认知存在显著的“代际差异”。60岁以上群体更关注中国政治经济，但因长期形成的“记忆延续”效应而倾向于否定态度；年轻一代未经历日本经济领先中国的时期，态度反而更为中性。
 
2025年9月，一批日本青年访华，有学生在出发前坦言：“来之前我有点担心，日本媒体经常说中日关系不好，我很紧张。”但在与中国同龄人面对面交流后，他们反应截然不同——“回去我要告诉同学，中国不是他们想象的那样。”
 
仇恨是可以被制造的，而真相也同样可以被看见。日本民众的对华敌意，从来不是历史宿命，也不是天然的民族仇恨。它是一套精心设计的舆论机器日复一日运转的产物，是政客为捞选票而点燃的篝火，是媒体为博眼球而制造的标题党，是一个焦虑的社会在寻找替罪羊时的集体无意识。
 
但这台机器运转得越久，拆解成本就越高。当83%的人对邻国关上了心门，当“厌华”成了一种社交货币和政治正确，那些想和中国做生意、想交中国朋友的普通人反而成了异类。到最后，为这种人造情绪买单的，终究还是两边的老百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