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载"帑无长物、旅榇萧然"的清官，墓里挖出了107件金器。

1956年4月，浙江临海张家渡，一个农民为了垒猪圈去搬古墓石板，撬开石板的下一秒，金冠、金带板、金饰件铺满了整个墓室。墓葬总共才十来平米，寒酸得像个废坑，里面的金光却差点晃花他的眼。消息当天就传遍了全村，数百乡民涌上王庄山，用锄头刨、用手挖，连孩童都在碎石堆里翻找。等文物管理部门赶到时，墓室已经被翻得乱七八糟。

好在当地民风淳朴，经动员，村民在一个上午就把捡走的东西悉数上交。最终清点：107件随葬品，全部是金银器物，其中22件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现藏浙江省博物馆。

这座墓的主人叫王士琦，明代浙江临海人，万历十一年进士，做过知府、按察副使、布政使，最后官至右副都御史、巡抚大同。他在任上的名声，用同时代人的话说是"帑无长物，旅榇萧然"——库里没有多余的钱，行李箱空空如也。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王士琦积劳成疾，死在山西任上，据说家中穷困至以草席裹尸。

一个穷死的清官，墓里为什么会有这么多金器？

答案藏在墓道前那块已经损毁的石坊上——坊额刻着四个字：天恩赐地。

王士琦死后七年，天启五年（1625年），朝廷对他进行了追赠祭葬。这是明代对功臣的一套制度性礼遇：皇帝下旨，以国家名义重新安葬，并赐予高规格随葬品。墓前的石文官、石马、石虎、石羊、华表，都是那次祭葬时立下的。那107件金器，正是朝廷随祭葬一并赐入的。

王士琦生前一文不名，死后却由国家替他"补"了一座体面的墓。

朝廷为什么要这么做？因为他在世时替朝廷打了两场硬仗。

第一场在播州。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播州宣慰使杨应龙谋反，朝廷一时难以大规模用兵。王士琦时任重庆知府，奉命单骑前往杨应龙驻地松坎进行招抚。杨应龙面缚道旁请罪，王士琦晓以利害，最终杨应龙承诺缴纳罚金四万两、献出肇事者十二人，叛乱暂时平息。王士琦因此功升任四川按察副使。

第二场在朝鲜。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日本再次入侵朝鲜，明朝出兵救援。王士琦以山东参政衔出任监军，随总兵刘綎从经略邢玠援朝抗倭，负责监督西路军。战事结束后，他在朝鲜留下了去思碑，当地百姓为他立碑记功。

两场仗打完，王士琦的仕途继续向上走，但身体也在这些年的奔波中耗尽了。他最后的职务是巡抚大同，万历四十六年接到调令巡抚江南，还没动身就病死在山西。

死时家无余财，这一点史料记载是清楚的。

但"草席裹尸"这个说法，材料里的原始记载是"旅榇萧然"，意思是旅途中的棺木简陋、行李萧条，是对其清廉的文学性描述，并非一定指字面意义上用草席下葬。这个细节，读者知道就好，不必过度渲染。

真正让人震动的，是那批金器本身。

镇馆之宝是一顶福寿云纹金丝五梁冠，用粗金丝做骨架、细金丝编织而成，冠背盘出"福寿"二字，两侧缀云纹，长仅9.5厘米，重约130克。《明会典》规定，三品官员"冠五梁，革带用金"，这顶冠的规格与王士琦的官阶完全吻合，是朝廷按制赐下的，不是僭越。

另一件是獬豸纹金带板，一副共20件，总重665.98克，每块带板上都錾刻着张嘴昂首的独角獬豸——这是古代掌管刑狱官员的专属瑞兽，传说能辨善恶。一副完整20件的金带板在明代考古出土中极为罕见，说明这是宫廷内府的成套赏赐。

还有一件金累丝游舫形簪，长约3厘米，一人端坐舱内，船头有艄公撑篙，累丝、锤揲、錾刻多种工艺并用，在指甲盖大小的空间里呈现出完整场景，工艺难度极高。

这些器物的当代估值，坊间流传"超过10亿"，这是民间估算，并非官方定价，但22件国家一级文物的分量，已经说明了一切。

王士琦死时两袖清风，是真的。墓里金光灿灿，也是真的。这两件事并不矛盾，因为那批金器不是他挣的，是朝廷在他死后七年补给他的。一个清官，生前没有给自己留下任何东西，死后由国家替他把该有的体面还回来。

这或许是明代追赠制度最值得被记住的一个侧面：功臣可以穷死，但朝廷不会让他穷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