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12月2号早上，于英生送完儿子上学回家，妻子还在床上躺着。几个小时后，她死了。现场没撬锁痕迹，门是反锁的，可警察觉得，最该被怀疑的就是他。

1996年12月2日，蚌埠市民韩露在家中不幸遇害，警方现场勘查确认，案发现场门窗完好、无撬盗痕迹，屋内财物完好，属于熟人作案。

当时34岁的于英生，是蚌埠市东市区区长助理，正处在事业上升期，和妻子结婚多年，有个7岁的儿子。办案人员第一时间锁定他，理由看起来很充分：门窗完好说明是死者主动开门，凶手必然是熟人；家里钱财分文没动，排除了劫财可能；再加上邻里证实夫妻俩此前有过争执，完全符合“家庭矛盾引发激情杀人”的推断。

带着这种先入为主的有罪推定，警方把全部精力都压在了于英生身上。连续多日的高强度审讯，加上办案人员拿着现场细节倒逼口供，原本一口咬定自己清白的于英生，最终违心“认了罪”。案发才20天，他就被正式批捕。

1997年，蚌埠中院以故意杀人罪判了他无期徒刑。于英生不服上诉，安徽高院二审维持了原判。

进了监狱，于英生始终不肯认罪，也拒绝减刑。他在牢里一遍一遍写申诉信，托人往外寄；他的老父亲和哥哥也在外奔波了十几年，跑遍各级法院、检察院，申诉材料攒了满满一箱子，从来没松过口。

这一等，就是整整17年，6209个日夜。

2013年5月，最高检经审查后发出再审检察建议，认为原审判决证据严重不足，存在重大疑点。同年8月13日，安徽高院公开开庭再审。法庭上，检察官当庭拿出了两份被尘封17年的关键证据：现场提取的外来指纹，还有被害人身上的精斑DNA，经过反复比对，全都不属于于英生。

审判长敲下法槌，说出“于英生无罪”四个字的时候，51岁的于英生当场失声痛哭。熬了半辈子的清白，终于等来了。

更让人脊背发凉的是真凶的身份。于英生被释放3个月后，警方用当年留存的DNA样本入库比对，最终锁定了犯罪嫌疑人——武钦元，原蚌埠市公安局交警支队的民警。

真相这才彻底大白。武钦元早年通过朋友认识了韩露，案发当天早上，他知道于英生送孩子上学，家里只剩韩露一人，便假意串门找上门。见韩露独自在家，他临时起了歹意，想要强行发生关系。遭到激烈反抗后，他用枕头死死捂住韩露的口鼻，致其窒息死亡，实施强奸后又刻意伪造了现场：用菜刀割开死者颈部、翻乱抽屉、剪断电话线，甚至把厨房的液化气罐搬到卧室，打开阀门点上蜡烛，想靠爆炸彻底销毁所有痕迹。

因为本身就是公安系统的人，熟悉办案逻辑和勘查流程，他伪造的现场极具迷惑性，再加上当年刑侦技术有限，才让这场谎言瞒了整整17年。

2015年，武钦元因强奸罪被判处死刑，最终依法执行。

于英生后来拿到了国家赔偿，也恢复了公职，可17年的牢狱生涯，错过的儿子成长，没能等到他平反的老父亲，这些被偷走的人生，多少钱都补不回来。

这场冤案也成了中国司法史上极具警示意义的案例。先入为主的有罪推定、重口供轻证据的办案惯性，差点毁掉一个人的一生。也正是这些案件的推动，让“疑罪从无”四个字，越来越扎实地落在了每一次司法审判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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