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浙大 教授”郑强，再次抛出惊人言论！他曾说：“中国是人口大国、劳动力大国，人工智能要是把劳动力废了，社会可能会混乱。人工智能到底会不会取代人类的劳动力？”振聋发聩！
这次不能再只盯着“机器抢饭碗”四个字看。真正扎眼的是另一组错位：2026届高校毕业生预计1270万人，就业压力摆在那里；另一边，机器人进厂、AI进办公室、算法进招聘，岗位并没有消失干净，但入口被抬高了，这才是郑强这句话真正刺中的地方。
2026年5月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是5.1%，表面看就业盘子稳住了，可稳不等于没有暗流。最麻烦的不是“没岗位”，而是很多人准备去找的岗位，已经被AI改了规则。过去会写表格、会做PPT、会跑流程就能入门，现在企业要的是会调用工具、会判断结果、会把业务和算法接起来的人。
1964年8月19日的美国“技术、自动化和经济进步全国委员会”与本次高度相似，都是自动化冲击岗位之后，社会开始追问普通人该往哪里去；但关键差异是，当年的美国站在工业扩张高峰，中国今天处在智能制造和外部科技围堵交织的阶段，这意味着中国不能照搬西方慢慢消化的路子。
那个委员会后来在1966年提出就业调整、收入保障、职业服务等政策建议，美国没有因为工人担心就停掉自动化。这个历史经验对中国很直接：技术浪潮不能靠情绪挡住，也不能让市场自己乱撞。人口大国要有国家层面的就业再组织能力，否则技术进步就会在基层变成压力传导。
郑强把“中国是人口大国、劳动力大国”摆到前面，不是在替落后岗位辩护，而是在提醒我们，人口规模本身是一种战略资源。资源用好了，就是工程师红利、产业工人红利、应用场景红利；资源组织不好，就可能变成就业焦虑、技能断层和家庭压力，这个判断比单纯讨论AI强不强更要害。
2026年6月17日发布的就业优先战略“十五五”规划，专门提出适应人工智能发展促进就业创业，探索人机协同新型工作形态。这个信号很明确：国家不是要把AI关进笼子，而是要给AI装上就业方向盘，让它服务产业升级，也服务普通人饭碗安全。
再看产业端，2026年5月中国机器人产业指数环比上升，2025年工业机器人和服务机器人产量都已经是大规模级别。机器进入工厂，不再是展会上的样品，而是产线上的新劳动力。企业当然会算效率账，但中国更要算社会账，机器越多，人的新位置越要提前设计。
这和上版常见的“转岗培训”说法还不一样。问题不只是把工人从A岗位转到B岗位，而是把岗位本身重新拆开。一个老质检员未来不一定继续盯着零件，他可能要训练质检模型、修正误判样本、管理检测设备。人的经验没有消失，只是要换一种方式进入系统。
国际市场也给了提醒。2026年普华永道看了全球超10亿条招聘信息后提出，AI正在制造“双轨劳动力市场”：有些岗位被降低门槛，有些岗位被抬高要求。最刺眼的是，受AI影响大的初级岗位，反而更容易要求过去属于高级岗位的能力。这对年轻人很不友好，也给中国教育和职业训练敲了警钟。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郑强的话会引发共鸣。普通人不是反对技术，而是担心自己连上车门票都拿不到。以前一个毕业生进单位，从基础活干起，慢慢学会业务；现在基础活被AI拿走，企业一上来就要你会判断、会协同、会创新。入口变窄，才是就业焦虑的源头。
站在中国视角看，AI还不只是就业工具，更是大国竞争工具。2026年5月31日，美国商务部工业和安全局继续对先进计算物项设置许可要求，连总部在中国、人在境外的实体也被纳入限制。美国卡的是芯片，盯的是算力，防的是中国把产业规模和AI能力结合起来。
这恰恰说明，中国不能在AI上慢下来。谁把AI搞成少数企业降本裁员的工具，谁就把战略牌打小了；谁把AI搞成制造业升级、公共服务提效、国防科技支撑和劳动者能力跃迁的系统工程，谁才真正抓住了未来竞争的主动权。
所以，郑强这句话不能被简单包装成“教授反AI”。它真正的意思是：人口大国搞AI，不能只学西方资本市场那套“少用人、多赚钱”。中国有自己的国情，既要效率，也要就业承载；既要智能制造，也要产业工人升级；既要模型能力，也要算力自主和应用安全。
接下来几年，最可能出现的不是工厂突然空无一人，而是岗位分层越来越明显。会用AI的人，收入和机会会更集中；不会用AI的人，会被挤到低价、低稳定性的边缘岗位。这个分化如果不提前治理，就会从技术问题变成社会问题。
对企业来说，真正有远见的做法不是把AI当裁员按钮，而是把员工经验变成企业数据资产。老师傅的手感、客服主管的判断、财务人员对风险的敏感，都可以转成模型规则和流程标准。中国制造最强的地方不是只有设备，而是有一整套懂生产、能吃苦、守纪律的人。
对普通人来说，也别把郑强这句话听成“时代要害我”。更准确的理解是，时代已经换题了。过去拼的是谁更勤快，未来拼的是谁能把勤快变成工具能力、判断能力和协同能力。不会用AI，不是丢面子的小事，而是职业安全的新短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