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9月18日，毛泽东在会场当众怒斥梁漱溟，全场几百人噤若寒蝉。会后没几天，已是七十三岁的章士钊托人给梁漱溟带信，劝梁漱溟写个检讨，向主席认个错，态度放软一点，万事好商量。

梁漱溟接到信，没有马上答复，信摆在桌上放了好几天。章士钊比梁漱溟大十几岁，民国年间就是有名的法学家和政界人物，两人相识多年，私交不浅。

章士钊清楚梁漱溟的脾气倔，也清楚这场风波闹下去对谁都没好处，这才托人传话，话里话外都是为梁漱溟着想。

梁漱溟心里清楚这份好意，但翻来覆去想了好几天，心里盘算着到底要不要听章士钊这个劝。这场风波到底怎么收场，还得从头捋一捋。

矛盾起于1953年9月那场全国政协常委会扩大会议，会议主题是讨论过渡时期总路线和经济建设问题。

梁漱溟当时是列席代表，开会头两天没说话，周恩来特意走过去请梁漱溟发言，梁漱溟答应了，但拖到第三天才开口。

梁漱溟先说了工业交通的事，话锋一转提到城里发展快、乡下发展慢，工人生活在提高，农民日子还紧巴，共产党当年是靠农民起的家，进了城不能把农民的事撇在一边。

这话说出来，会场气氛立刻变了。9月12日，毛泽东点出梁漱溟发言里的问题，梁漱溟心里委屈，当晚写信解释，13日两人见面谈了二十分钟，没谈拢。到18日下午，梁漱溟坚持要把话讲完，台下喊梁漱溟下台，毛泽东让梁漱溟简短些，梁漱溟没让步，场面僵住了。

梁漱溟敢这么坚持，底气不是凑出来的。

1931年，梁漱溟在山东邹平办起乡村建设研究院，推乡学村学，组织合作社，到1936年底，邹平全县合作社发展到307处，入社社员8828户，这套乡村建设的路子梁漱溟做了六年，直到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才停下。农民的事，梁漱溟自认有资格说话。

梁漱溟跟毛泽东打交道也不是从1953年才开始的。1918年北京大学，杨昌济家里常有客人，开门的是个湖南口音的青年，在北大图书馆当管理员，梁漱溟那时没记住名字。

二十年后梁漱溟去延安，毛泽东一见面就提起这层旧交。那趟延安之行，两人谈了六次，毛泽东讲持久战的道理，梁漱溟听完心服，但在中国社会是不是阶级社会这个根本问题上，两人谁也没说服谁，毛泽东说这事先放一放，以后再谈。

梁漱溟的分量也不止乡村建设这一项。

1941年，梁漱溟参与发起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受同盟委派飞赴香港，办起机关报《光明报》并主持，这份报纸9月18日出版，10月公开同盟成立的消息，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还发文声援。一个有这等分量的人物，在1953年那场会上跟毛泽东顶起来，台下几百人才会觉得事情不寻常。

章士钊那封劝和的信，梁漱溟没听，但两人的关系并未因此彻底断掉。事后梁漱溟仍是政协委员，工资照发，没受处分。

1972年12月26日，毛泽东过生日，梁漱溟把自己写的《中国理性之国》手稿送了过去。1975年9月，毛泽东在批示里提到梁漱溟，说了句金无足赤、人无完人。

1979年，梁漱溟当上全国政协常委，85岁的人了，第一个在会上公开说出对文革的看法。1980年代，梁漱溟接受美国学者艾恺访谈，回想1953年那场争论，用了狂妄自大四个字形容自己当年的态度。1988年6月，梁漱溟在北京去世，95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