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劳德（Earl Russell Browder，1891-1973），共产主义运动中的风云人物，1934-1944年的十年间曾任美共中央总书记。
抗战期间白劳德率领美共给予中共很大的支持，1937年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特地去信致谢。毛泽东写道：“美国共产党和美国人民大众是深切关心着中国的反日斗争，而曾多方援助我们。这使我们感觉到，我们的斗争绝不是孤立的，我们从国外得到英勇的援助。”
1945年7月底，正值白劳德解散美共，另立美国共产主义政治协会而遭到批判时，毛泽东还是对白劳德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他在致美共新任总书记福斯特的贺电中说：“白劳德同志在其过去工作中对于中国人民的斗争曾有过许多可感谢的帮助。”
被派遣到中国抗战前线的白求恩，在去世前一天写给聂荣臻的遗书中安排后事：“今天我感觉非常不好，也许我要和你们永别了。……（请你）也要写信给美国共产党书记白劳德，并寄上一把缴获的战刀。”
以下为Claude讲述白劳德的人生经历。
白劳德是二十世纪美国左翼运动里最复杂的人物之一，他的一生几乎就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美国命运的缩影——从堪萨斯州一个普通工人家庭的孩子，到莫斯科的座上宾，再到被共产国际公开点名批判、被自己一手建立的组织开除，最后在冷战的阴影里默默老去。
出身与早年激进化1891年出生于堪萨斯州韦奇塔，父亲是一个乡村教师，家境贫寒。白劳德没有受过系统的高等教育，十几岁就进入劳动力市场，在账房、工厂、农场辗转谋生。这段经历让他对美国工人阶级的真实处境有直接的感受，而不是书斋里的理论推演。
他最初接触的不是共产主义，而是社会主义——堪萨斯州在那个年代有相当活跃的农业社会主义传统，德布斯领导的社会党在中西部农村有广泛的影响力。白劳德大约在1907年前后开始参与工人运动，并很快加入了社会党。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他政治生涯的第一个关键节点——他因拒绝服兵役和反战活动而两次入狱，这段铁窗岁月不但没有磨灭他的激进立场，反而进一步坚定了他对资本主义战争的对抗意志。
1919年美国共产党成立，白劳德随即加入。此后他在工会组织领域工作多年，担任美国劳工联合会旗下多个基层组织的干部，积累了扎实的工会动员经验。这段经历对他后来领导美共的方式产生了深远影响——他始终把党的工作与工会、大众运动的具体组织结合在一起，而不是单纯的意识形态宣传机器。
莫斯科岁月与共产国际关系1920年代初，白劳德开始与共产国际建立直接联系。1926年他被派往中国，在上海担任泛太平洋劳工联合会（一个共产国际主导的工会组织）的秘书工作，在中国待了相当一段时间。这段经历让他对亚洲革命运动有了直接认识，也是他后来持续支持中国抗日战争的情感和政治根源之一——他见过的不是抽象的"中国人民"，而是具体的中国工人运动和组织者。
1930年代初，白劳德成为美共内部最重要的领导人之一，并于1934年正式就任总书记。他的崛起不完全是莫斯科钦点的结果，更多是他在美国国内多年工会和党务工作积累的实际权威——但毫无疑问，他与共产国际的密切关系和莫斯科的背书对他的地位至关重要。
人民阵线时代：美共的黄金十年1934年到1944年，这十年是白劳德生涯的顶峰，也是美共历史上影响力最大的阶段。
时代背景不能忽略。1930年代的大萧条动摇了无数美国人对资本主义制度的信念，罗斯福新政在政策层面大量借鉴了左翼的主张，工会运动（尤其是产业工会联合会CIO）进入高速扩张期。在这个背景下，共产国际在1935年提出"人民阵线"策略——要求各国共产党放弃对社会民主党的正面攻击，转而与所有反法西斯力量建立广泛联盟。白劳德把这个策略在美国本土化，提出了一个极富美国色彩的口号："共产主义是二十世纪的美国主义"。
这个策略在当时取得了真实的效果。美共党员数量在白劳德领导下从1934年的约两万人增长到1944年的约八万五千人，外围同情者和影响范围远超党员数字。党的影响力渗透进工会、文化界、新闻界、学术圈，在好莱坞、在哈莱姆的黑人文化运动里，在反法西斯的各类组织里，都有美共党员或同情者活跃的身影。
正是在这个阶段，美共与中国抗日战争建立了最紧密的联系。白劳德把支持中国抗战纳入美共的政治议程——这不只是出于国际主义义务，也有他本人对中国的直接认识。美共组织募捐、宣传、动员，白求恩正是在这个框架下被派赴中国前线的。
白求恩在遗书里特意嘱咐向白劳德寄去那把战刀，这个细节说明在他心里，白劳德不只是政治上的同路人，而是真实支持他们事业的战友。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的致谢信也在这个背景下理解——那不是外交辞令，而是对真实援助的回应。
"白劳德主义"与被清洗白劳德政治生涯的核心矛盾，在于他把"人民阵线"策略推到了一个极端——他开始真正相信，美苏合作的国际格局会在战后延续，美国的阶级矛盾可以在现有制度框架内通过民主途径化解，革命不再是美国的现实选项。1944年他把美共解散，改组为"美国共产主义政治协会"，从一个政党变成一个压力团体，这个举动本身就是他思想演变的制度化表达。
这个判断在1945年被证明是灾难性的错误——不是因为他的历史预判错了（尽管确实错了），而是因为他没有等到历史给出答案，就被共产国际系统内部的批判所摧毁。
1945年4月，法国共产党领导人多列士在《法国共产党人》杂志上发表文章，明确点名批判"白劳德主义"——认为他背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斗争原则，向资产阶级路线投降。这篇文章不是一个法国共产党人的个人意见，而是苏联通过共产国际体系发出的政治信号：战后冷战格局已经在成形，美苏合作的幻觉即将破灭，白劳德那套"融入美国主流"的路线在新的地缘政治现实下已经过时。
美共随即重建，白劳德被开除出党，他与之奋斗了三十年的组织就这样把他抛弃了。毛泽东在1945年7月给福斯特的贺电里那句话——"白劳德同志在其过去工作中对于中国人民的斗争曾有过许多可感谢的帮助"——是在白劳德正被清洗的时间节点上发出的，这句措辞非常精准：肯定过去的帮助，用"过去工作"作限定，既保留了历史公道，又没有为一个已被国际共运主流判定为右倾机会主义者的人背书。这体现了毛泽东在政治措辞上一贯的精确性。
冷战中的余生被开除后的白劳德没有选择彻底脱离政治或公开反目。1946年他出版了《苏联的未来》，仍然试图为他的路线辩护，但这本书在当时几乎无人问津。
冷战的铁幕随即落下，白劳德的处境越来越艰难。麦卡锡主义时代，他作为前美共总书记被传唤出席各类反共调查委员会，他拒绝配合揭发他人，也没有像其他一些脱党者那样转向反共立场，只是在政治上越来越孤立。
他在新泽西州度过了生命的最后几十年，生活清贫，几乎被历史遗忘。1973年去世时，几乎没有引起太多关注。他的名字在美国主流历史里被冷战反共浪潮抹去，在苏联和国际共运的历史叙述里被当作错误路线的案例，在中国的历史记录里偶尔作为抗战援助的注脚出现。
历史评价白劳德是一个被三重历史叙述同时遗弃的人物：美国主流历史把他当作颠覆分子，苏联和国际共运叙述把他当作右倾机会主义者，而冷战后的左翼史学则很大程度上绕过了他，因为他的路线既不符合革命左翼的英雄叙事，也不符合民主社会主义的渐进改良叙事。
但如果把他放回他所处的具体历史情境里看，他的判断并非毫无根据——他相信战后美苏合作可以延续，这个判断在1944年并非异想天开，罗斯福本人也持有类似的预期。他在人民阵线时代把美共建设成真正具有大众影响力的政治力量，这是真实的组织成就。他对中国抗战的支持，以及他与白求恩之间的政治纽带，在中国近代史的抗战叙事里留下了一个不大但真实的痕迹。
一个人最终的历史位置，往往取决于历史在他死后怎么转向。白劳德的不幸在于，历史几乎在每一个方向上都转向了对他不利的角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