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知青于文娟返城，恋人跟着列车狂奔，她抹着泪，大喊道：“别追了，我们不会再见面了！”谁知，于文娟到家后却被母亲撵出家门。


1977年的北风，像是要把人的骨头缝都吹裂，在大地封冻的季节里，于文娟把自己蜷缩在城郊的一间破柴房里，手脚生了冻疮，又痒又疼。


她是个刚返城的知青，可城里并没有张开双臂迎接她，几天前，亲生母亲指着她的鼻子下了最后通牒：“要么把肚子里那个打掉，跟王胜利断得干干净净，要么你就永远别进这个家门。”


于文娟没说话，只是拢了拢衣襟，在母亲冰冷的目光中转过身，一头扎进了风雪。


她怀里揣着个洗得脱了色的布包，那是她离开王家坪时，王胜利塞给她的，里面装着他一颗颗拣出来的23颗红枣和18颗花生。


当时王胜利追着火车跑了半里地，满脸是汗地喊着让她保重，她曾以为那是一次永别，却没想到这些干果，成了她在城里活下去的精神支柱。


为了生存，于文娟放下了读书人的矜持，她先是在工地上找了份挑土方的活计，那是纯体力的消耗，一担土几十斤重，压在干瘦单薄的肩膀上，每走一步腿都在打飘。


黑脸工头起初看她那副弱不禁风的样子不想要，可于文娟愣是咬着牙，一锹一锹把土筐填满，挑起担子走了几十米，工头叹了口气，给她预支了5块钱工钱。


那是救命的5块钱。她花3块钱租了柴房，剩下的钱买了一捧干面条，晚上，她坐在柴堆上，小心翼翼地剥开一颗王胜利送的花生，细细咀嚼，那股香味似乎能抵御屋顶漏进来的寒气。


转机出现在深秋，国家恢复高考的消息，传遍了街头巷尾。


于文娟攥着刚领到的工钱，站在新华书店的柜台前，一边是填饱肚子的白面馒头，一边是两块多钱一套的复习资料。


她盯着那书看了很久，最后狠狠心，把书抱在了怀里，代价是接下来的几天，她只能靠喝掺了大量水的稀粥度日。


白天，她在工地上挥汗如雨，肩膀上的皮肉磨烂了结痂，结痂了再磨烂，歇晌的时候，别的工友都在抽烟扯淡，她就从怀里摸出抄满公式的纸条，眯着眼睛反复背诵。


到了晚上，柴房里没有灯，她就点上一小截金贵的蜡烛，在昏暗的光线里不停地算题。


腊月里，工地歇了，为了凑够去考试的路费和伙食，她又钻进了酱油厂的洗瓶车间，那里的水刺骨地凉，一天下来，她的手肿得像紫色的胡萝卜，连弯曲都困难。


车间的大婶心肠好，见这姑娘魔怔了一样看书，有天悄悄塞给她一叠报纸和几本参考资料：“这是我儿子剩下的，你拿去看看。”


考试那天，于文娟穿上了那件洗得发白的旧蓝布衫，在简陋的考场里，当看到作文题目是《路》时，她的眼泪差点夺眶而出。


她想起了陕北那条尘土飞扬的黄土路，想起了王胜利追火车的那条铁轨旁的小径，更想起了这几个月来，自己每一步都走得鲜血淋漓的返城之路。


录取通知书送到工地那天，邮递员嗓子都喊哑了，于文娟接过信封时，指甲缝里还带着红砖的粉尘。


看着“录取”两个字，她再也绷不住了，蹲在砖堆旁放声大哭，惊得路人纷纷侧目，那是积压了太久的委屈、倔强和不被理解后的释放。


坐在去省城读大学的班车上，于文娟摸了摸那个已经空了的布包，红枣和花生早就化作了她身体里的力量，但这块布头她一直贴身留着。


时光流转，多年以后，当于文娟带着丈夫王胜利和已经长大的孩子，再次推开母亲那扇尘封的大门时，旧日的恩怨终于在岁月的磨砺中烟消云散。


母亲看着女儿坚毅而幸福的脸庞，握着王胜利那双满是老茧的手，老泪纵横，于文娟知道，自己当年选的那条最难走的路，终于通向了繁花似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