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员曾经回忆：“从1927年到1935年，基本上是受压的，在党内没有发言权。只是到了1935年的遵义会议后，才慢慢地好起来。”

七年，具体经历了在什么？

从井冈山起，他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农村包围城市”等正确主张，屡次被当时占据领导地位的“本本主义”者批评为“山沟里的马列主义”、“狭隘经验论”。

1932年宁都会议后，职务被架空，失去指挥权，被迫离开亲手创建的红军，去后方做政府工作。

被考虑送其“去苏联养病”，这相当于让其彻底脱离中国革命的现场，对于一位将调研和实践视为生命的人来说，这种“隔绝”可能是比批斗更难忍受的精神折磨。

七年的打压，并没有使其随波逐流：因为他“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他坚信从中国土地里长出来的办法才对路。在冷板凳上，他依然在搞长冈乡调查、才溪乡调查，用事实为他的主张做注脚。

也没有使其退隐山林：他把个人荣辱看得很轻。做后方政府工作，他就认真抓经济、办教育；长征初期被边缘化，他就一路找人谈话，耐心地说服同志。他在等待，更在争取，但出发点是革命全局，而非个人对错。

更没有使其赌气放任：这是最高级的境界。如果因个人委屈而赌气，看着部队硬打硬拼失利而不管，那就不是他了。遵义会议前后，他的复出不是为了“证明我正确”，而是为了“挽救这支队伍”。

一个人身处逆境，更能显其本色。

他的伟大，不只在于顺境时的力挽狂澜，更在于逆境时的那份定力和胸襟。当自己正确的意见不被接受，甚至因此遭殃时，还能冷静观察、耐心说服、等待时机，并且在有机会改变局面时，依然团结大多数，包括那些曾经反对过自己的人。这种跳出个人得失、只为事业成败的格局，确实让人不得不服。而这才是最值得我们普通人反复琢磨和学习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