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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春，由叶道志带队，五十多人从陕北向南行进，经西安、武汉抵达新四军军部驻地皖南。

这批人中有几个后来大放异彩的战将。

王必成，陶勇（原名张道庸），以及还没有改名的陈五和。

但是当他们抵达后，面对的不是前线战斗任务，而是职务上的普遍降级。

红四方面军时期他们中不少人已是团、师职干部，但新四军初建时的编制远比八路军少，领导机构中的人事盘子也有限。

为了加强新四军初期建设，上级政策明确为“能上能下”，到新四军后被降职使用属于常态。

陶勇到新四军后担任江南指挥部副司令的职务，中间也经历了一段时间的过渡。

王必成从团长调任支队参谋长。

他们在这种情况下选择继续在新四军系统好好干，靠战功逐渐赢得了信任。

陈五和是团职调来，到新四军后只给了补充营营长的任命。

从团级单位的主官降为营级编制的中层指挥员，落差摆在眼前。

他起初认为自己会被安排在主力团队或作战一线岗位上。

到了军部报到后发现，除了补充营营长这个职位，还被分配在军部政治训练队任职。

光承担新兵的训练管理任务多，仗打得少。

这是陈五和从参军以来不曾经历的状态。

他越来越烦闷。

对前途感到不满的同时，旧部属叶道志、徐长胜等人也抱持着相似的想法。

叶道志在红四方面军后期担任过师政委，搭档是后来的开国上将陈锡联。

到新四军后降为第四团副团长，然后又被降职到特务营任营长。

这么短时间内的连番降职打击，让叶道志心里的那根弦彻底绷断了。

徐长胜从副团长变成军部特务营参谋长，落差同样不小。

不过真正让陈五和无法忍受的，不是职务降低了，而是在新四军内部感受到了一种令人煎熬的信任氛围。

1938年4月，张国焘背叛革命投靠国民党，引发了党内巨大震动。

张国焘作为红四方面军的主要领导人，其错误路线和最终背叛，使得从红四方面军出来的干部在一些体系中被反复审查，甚至无差别地被视为不可信的人。

张国焘叛变后不久，项英方面对这些从红四方面军调入新四军干部的不信任感明显加剧。

陈五和等人被频繁调查，出入受到严格限制。

日常任务交接和军事行动中，他们常常感到自己是被监视的。

在这种氛围中，陈五和的离职倾向加剧了。

留在新四军会被人用异样眼光打量，天天防备，待不下去。

事情发酵到临界点是在1938年7月31日。

此前叶道志找陈五和商量，说与其这样留在这里受人猜忌，不如回老部队去。

在红四方面军干了那么多年，都是久经考验的革命战士，自己是不是叛徒自己很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