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8年，敦煌莫高窟，法国汉学家伯希发现一卷令他脸红耳赤的经卷，满篇都是一个著名的唐朝诗人写的色情描写。它被单独包裹，绢面题签墨迹犹新。

伯希和展开卷子。工整的唐代楷书，开篇第一句就让他瞳孔骤缩：

“夫性命者，人之本；嗜欲者，人之利。本存利资，莫甚乎衣食；既饱既温，莫过乎色欲。”

他翻到卷末，目光落在署名处——

白行简。

伯希和缓缓合上卷子，塞进自己随身携带的箱子。他知道，这卷名为《天地阴阳交欢大乐赋》的东西，一旦公开，将彻底改写人们对唐代文学的认知。

可同时，一个问题像蛇一样钻进他的脑子——

白行简？白居易的弟弟？那个在史书里只留下几行附注的人？他怎么会写出这种东西？

答案，要从五十年前说起。

元和二年（807年）春，长安。

三十一岁的白行简走进尚书省礼部贡院，在明经科的试卷上写下了最后一个字。他搁笔时，阳光正从窗棂斜射进来，照在他发颤的手上。这一科，他高中进士。

放榜那日，白居易握着弟弟的手，几乎落泪。白家兄弟四人，长兄早逝，小弟夭折，母亲又在他们少年时去世。父亲白季庚病故后，整个家族的希望，都压在这对兄弟肩上。

兄长已是名动天下的诗人，弟弟如今也终于登科。长安城的酒肆里，人们举杯相贺，说“白家双璧，文采辉映”。白行简的字写得极好，辞赋“精密”到连当世文士都奉为范本。《旧唐书》里那句“文笔有兄风，辞赋尤称精密，文士皆师法之”，不是虚言。

可命运很快给了这对兄弟一记重拳。

元和十年（815年），白居易因上书言事触怒权贵，被贬江州司马。那个秋天的夜晚，白行简在长安的寓所里读完兄长的来信，沉默了很久。信上没有诉苦，只写了一句：“浔阳江头夜送客，枫叶荻花秋瑟瑟。”可白行简知道，哥哥一定难受。

第二天，他递上辞呈。同年冬天，他风尘仆仆地出现在江州城门口。白居易正在院里煮茶，抬头看见弟弟背着行囊站在雪地里，茶水浇了一桌都浑然不觉。

此后数年间，白行简辞官东归，长伴兄长左右。白居易写诗：“兄弟唯二人，远别恒苦悲……但愿我与尔，终老不相离。”白行简回诗已佚，可那份情谊，千载之下仍能让人鼻酸。

兄弟二人，走上了完全不同的创作道路。

白居易用诗歌写尽人间疾苦，他说“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他的诗要让人人能懂，老妪能解。白行简不同，他似乎更关心那些诗歌无法承载的东西——梦境、情爱、欲望、虚构的世界。

他写了一篇《李娃传》。

故事开篇就带着市井烟火：长安平康坊，名妓李娃倚窗而立，看荥阳公子打马而过。公子散尽千金，沦落凶肆唱挽歌为生，最后在李娃的救治与激励下重振门楣。故事里有现实的冷硬，也有近乎童话的温情。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里评价它“近情而耸听，故缠绵可观”。唐传奇数百篇，能让人读到动容的，此篇必在列。

他还写了一篇《三梦记》。

那是三个关于梦的故事。第一篇，有人梦见自己去了某处，醒来后发现自己当真去过那里。第二篇，此人有所作为，远方的亲人竟在梦中看见。第三篇最诡异——两个人在梦中互换经历，仿佛灵魂穿行。

白行简在文末写了一句话：“人知梦之异，而不知所以然。”千年后的我们读来，依然脊背发凉。那是唐朝人对意识边界的探索，比弗洛伊德早了整整一千二百年。

最让后人瞠目的，是那篇敦煌卷子里的《大乐赋》。

它不是淫词艳曲，而是一篇结构严谨、用典精深的赋。白行简以汉赋的铺陈之法，写人间最隐秘的欢愉。他用的是“赋”这种最高雅的文体，写的却是“色欲”这种最禁忌的话题。这种大胆，在唐代文士中几乎绝无仅有。

有学者猜测，白行简生前或许从未公开此文，只是私藏于箧底。后来不知何故流落敦煌，被某个僧人悄悄藏入洞窟。整整一千年，它在佛经堆中沉默不语，像一颗被刻意掩埋的种子。

宝历二年（826年）秋，白行简在洛阳去世，享年五十。白居易悲痛欲绝，在《祭弟文》中写道：“呜呼！吾与尔，世为兄弟，今为死别。”字字泣血。

哥哥活了七十五岁，名满天下，留下了三千首诗。弟弟只活了五十岁，正史无传，只在兄长的传记后附了短短几十字：“行简，字知退，元和二年进士，历职方郎中，迁司门员外郎，以疾卒。”

三十个字，打发了一生。

如果没有敦煌藏经洞的发现，白行简或许就真的只是“白居易弟弟”这个注脚——一个在家族传记里匆匆划过的名字。可那卷《大乐赋》被伯希和带到巴黎后，学界震动了。人们第一次意识到：这位活在兄长阴影下的弟弟，竟然独自开辟了另一片天地。

他写爱情，写到了唐传奇的巅峰；写梦境，写到了意识探险的边界；写欲望，写到了大雅之堂的禁区。

一个写尽人间悲欢，一个写透梦境与欲望。哥哥是唐诗的太阳，弟弟却是唐传奇里的月亮——不那么耀眼，却照进了诗歌照不到的角落。

白行简一生，都在写梦。可他或许不曾想到，自己被遗忘、被误解、又在一千年后被重新发现这件事，本身就是一场最长、最离奇的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