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几乎是后知后觉地意识到了，自己写《重走：在公路、河流和驿道上寻找西南联大》时那种难以形容的、有时是洪流有时是战栗的感受，也许就来自，自己是在描写“失去”。更精确地说，我是在描写“本可以”，而这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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