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的一次军委会议上，彭德怀在大会上指着刘伯承怒骂：不要忘了，红军时期，教条主义可是逼死过革命同志的！
 
1957年初，一封从南京军事学院寄往北京的告状信，直接递到了国防部长彭德怀的办公桌上。
 
信里列了一堆学院的问题：日常上课搞“六小时一贯制”，一上午连着上六小时课，中间只有短暂休息，学员都是打过仗的老干部，好多人直呼吃不消。
 
考试更是像“三堂会审”，从单元测到毕业考层层把关，差一分都通不过，有学员背书背得嘴都歪了；信里还提到学院里有下级给上级擦皮鞋的现象，说整套管理全是照搬苏联的死规矩，完全脱离我军实际。
 
建国初期我军办正规军校没经验，刘伯承受命在南京筹建军事学院，从教材到管理制度大量参考苏联军校的成熟模式，这是当时全军学习苏联大背景下的必然选择。
 
只是照搬的过程里难免生搬硬套，加上学员习惯了战场的灵活节奏，坐不住冷板凳，不满的情绪慢慢攒了起来。
 
彭德怀本来就对机械照搬外国经验的做法有意见，接到告状信后格外重视，专门向毛泽东汇报了情况，征得同意后，在1957年2月派出一支12人的工作组，由陈赓、黄克诚两位大将牵头，还有甘泗淇、陈士榘三名上将随行，直接进驻南京军事学院开展调查。
 
工作组分成两人一组的小单元，挨个找战役系的学员谈话，前前后后谈了好几天，把方方面面的意见都摸了一遍。调查过程中，不同人的看法分歧很大。
 
参与谈话工作的张震和贾若愚两位中将，聊完所有学员后都觉得，这些学员都是年轻的高级干部，学习有压力是正常事，管理严格一点才能真学到东西，根本算不上教条主义。
 
就连告状信里提到的嘴念歪了的学员萧文玖自己都明说，他嘴歪是自己学习方法不对、用力过猛导致的，跟刘伯承院长没关系，刘院长平时对学员一直很上心，是有人在背后撺掇他告状。
 
可最后工作组递交给军委的正式报告，调子却定得很重，直接判定军事学院教学中教条主义相当严重，核心问题是教学内容和我军当前实际不相适应，教材和作业里对我军党委集体领导、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体现太少，反而处处透着苏联军队“一长制”的思路。
 
报告最后还专门点了学院党委的问题，说很多基层同志都意识到该反对教条主义了，学院领导却迟迟下不了整改决心，工作跟不上形势。
 
彭德怀看完报告后，直接给出结论：军事学院就是教条主义的大本营。
 
之后他亲自到南京听取学院汇报，又把整理好的讲话材料上报毛泽东，毛泽东当天就批复同意了这份判断。这个结论很快传达到全军，成了后来全军反教条主义运动的直接依据。
 
刘伯承当时身体状况很差，眼部旧伤经常复发，得知军委的结论后，他没有过多辩解，主动把所有责任揽到自己身上，一边组织学院立刻整改，一边向中央递交了辞职申请。
 
1957年夏天，刘伯承正式卸任军事学院院长职务，本以为这件事就此告一段落。谁也没想到风波才刚刚开始。1958年中央军委召开扩大会议，把反教条主义当成军队整风的核心议题。
 
会上毛泽东也批评了军校的办学思路，说放着自己几十年积累的打仗经验不讲，光抱着苏联的条条框框死啃，是典型的本本主义，小心误人子弟。
 
彭德怀在会上发言时言辞也很激烈，提起红军时期教条主义给革命造成的惨痛损失，强调这个教训绝对不能忘。
 
会议批判调子越来越高，不光刘伯承，萧克、李达等一批负责军事训练和院校工作的将领都受到冲击，部分人还被扣上了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帽子。
 
当年夏天，刘伯承抱病赶到北京，在怀仁堂的大会上做了公开检讨，把所有问题都归责于自己。这场反教条主义运动，给刚刚起步的我军正规化、现代化建设造成了不小挫折。
 
直到上世纪80年代，中央正式为这起事件平反，明确当年的批判是错误的，还了刘伯承等老一辈革命家一个公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