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楚国贵族，三闾大夫，诗人，改革家，然后，投江了。
从世俗标准看，屈原是一个彻底的失败者：他推行的变法被贵族联合抵制，他主张的联齐抗秦被楚王否决，他自己两次被流放，最后眼睁睁看着楚国都城郢被秦军攻破。政治理想全部落空，国家在他面前崩塌，个人前途一片漆黑。怀石投江，是他给自己划上的句号。
这样的故事，放到今天任何一个平台上，标题大概都会是“高开低走的人生”“理想主义者的末路”“一个不懂妥协的人的悲剧”。但就是这个“失败者”，被中国人纪念了整整两千多年。
凭什么？因为屈原的失败，不是小我的失败，而是大我的悲壮。他完全可以妥协。楚国的官场腐烂归腐烂，只要他愿意低头，跟那些贵族同流合污，照样可以有饭吃、有官做。但他不肯。他在《离骚》里写“宁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为此态也”——宁可马上去死，也不愿意活成那种丑陋的样子。
这种“不合作”的姿态，在那个“识时务者为俊杰”的战国时代，显得固执、笨拙、甚至可笑。但正是这种笨拙，让屈原穿越时空成了中华民族精神的一个坐标。我们在两千年里纪念他，不是因为他的政治主张有多高明，而是因为他在所有人都选择跪下的时候，选择了站着死。
端午节的龙舟，起初是楚人划船去江里找他的尸体；粽子，是怕鱼吃了他的身体。这些民俗活动最初都是出于“不忍”——不忍心一个好人就这样消失在江水里。后来这种“不忍”慢慢变成了“不忘”，再后来变成了“敬”。
一个失败者被纪念两千年，说明我们这个民族骨子里是有一种“反功利”的精神底色的。我们敬屈原，不是敬他的成功，而是敬他在绝境里仍然保持的那份干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