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佳音说，1983年我出生在辽宁鞍山，父母都是国企的普通职工。我爸一米八五，我妈一米五八，小时候家里人都很担心，就怕我随了我妈。那时候我们一家三口挤在一间十四平米的小房子里，一张床就占了大半。

那是九十年代初的鞍山，鞍钢效益走下坡路，我妈先下了岗。她不好意思跟我说太多，天不亮去给高档小区擦玻璃，傍晚拉个板车去夜市摆摊卖凉席拖鞋。我放了学会先绕路，怕同学看见我妈蹲在地上吆喝，等天黑透了才猫着腰溜过去帮她撑灯、收钱。有一回正扯着嗓子喊"凉鞋四块一双"，一抬眼撞上同班同学，后半句卡在喉咙里，一整晚再没开过口。我那点莫名其妙的自尊心，就是那时候长出来的——又脆弱又拧巴。

我小时候不像现在这么糙，兜里总攥块小手绢，到哪都得把椅子擦三遍才肯坐，邻居说我像个小姑娘。后来我爸在公园跟人起了点冲突被几个地痞围了，我没护住他，回家难受了好几天。我妈一看这孩子太面，直接把我扔进校足球队踢后腰，晒得黢黑，跟人冲撞、配合、输球了互相骂街，性格才一点点被磕打出来。

初二那年转来个南方女孩，南方口音软软的，我疯了一样追，当着全班的面表白，跟争风的小孩打架，被叫家长、记过，她转学走了。我觉得念书没劲透了，跟家里撂挑子说不读了，想开个"佳音小吃部"。我爸气得想揍我，我妈拦住，上下打量我说："你个儿够高，去学模特吧，将来给你开服装店打样。"九八年秋天，全家坐绿皮车去沈阳艺校面试模特班，我在队伍里扭模特步，扭得自己都觉得滑稽。旁边一个穿旧夹克的中年人盯了我半天，突然问我："你是谁家孩子？别考模特了，跟我学表演。"——这人是吕晓禾， 《高山下的花环》拿过金鸡影帝的那位。我爸当时都愣了，半晌嗯了一声。

艺校头一年，十五六个孩子挤一间由幼儿园改的寝室，窗漏风，水管冻住。我早上五点爬起来练声、背独白，文化课专业课回回第一——不是我多有抱负，是清楚自己底子薄，家里为供我已经把积蓄掏得差不多了，考第二就可能被刷，我输不起。零二年上戏来沈阳招生，我拿了全国第二，跟胡歌同校不同级。进了上戏才知道什么叫落差，同学里有人出国学过声乐、有人家里开着画廊，我兜里就几百块生活费，陈赫起初见我穿同一件卫衣都绕着走。我没觉得丢人，反倒踏实了——这行我拼不了出身和脸，那就拼谁先把角色嚼碎咽下去。

毕业进了上海话剧中心，跑龙套、演配角，前八年几乎没人记得我名字。 《黄金大劫案》拿了长春电影节影帝，可之后又是几年空窗，直到三十七八岁碰上《我的前半生》的陈俊生和《人世间》的周秉昆，才被大众真正看见。回头想，从十四平米的床位到领金鹰、白玉兰、飞天三座奖杯，中间隔的不是运气，是那个在夜市不敢吆喝、被吕晓禾叫住、在艺校天不亮就起来练声的少年，死活不肯认怂的那股劲。他说他名字是"佳音"，寓意一打雷就有好消息——这好消息，是他用二十多年一寸一寸挣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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