停滞时代面临的两难是：小社群中黏滞的人际关系会降低个体自由度，大社会中原子化的个体又失去了抗风险能力。也许有的左派会认为：只要大社会中的每一个陌生人彼此无私互助，就两全其美了。这种观点的错误在于，它不是根据人类处理大量平庸琐事的模式来设想人性，而是用每个人生命中最富含意义、最有价值、最神圣的事业上的行为模式来设想人性的；然而，并非万事皆能被赋予深刻而丰富的意义，且一个人心中的伟大事业在另一人眼中可能无关紧要甚至荒诞不经，发展降速和停滞更会提升平庸琐碎的行为占人类全部行为的比例。人只有在熟人社群内才可能“无私”，且这种无私之中其实已包含了自私，毕竟团体内的利他可以转化或至少解释长远的利己；而在陌生人社会中，人只可能在人性利己的前设下通过交往理性约定公正的规则，这比把整个社会变成一个和谐大社群容易得多。

……如果私人领域愈发缺乏个人自由，家庭制度愈发固化，它的另一面则可能是公共制度的私人化，家族的政治影响或将上升。这将是一种总体趋势，但它在全球的影响不会是均匀的，在韦伯归纳的传统型、魅力型、法理型三种权力中，魅力型权力会随着剧变时代的狂热一并过去，因此越是法理软弱的政治组织越需要依靠传统强化合法性，而血缘是维系传统所需的历史连续性的天然纽带。福山担忧的“表亲的僭政”的威胁会随着社会变化减慢而上升，预见到这一威胁的民主政体也可能宁可牺牲极少数人的参政权，预防性地立法禁止政要的亲属从政。哈贝马斯早已警告过公共空间的“再封建化”危险：服务于公共利益的说理正在让位于服务于私人利益的宣传。如今六十年过去，大降速时代的前景要严重得多。在一个私人财产世袭化的世界，我们能否坚定地拒绝将公共权力世袭化？这个问题过于重要、牵涉太多，且是原则上能守住的：“谁说了算”在逻辑上独立于、先于“谁得到什么”。民主与法治的真正理由无关社会经济条件，仅在于理性是普遍可理解的，不独属于某一类人；现代政治经济学对这些价值的支持只是间接的，最直接的论证其实来自后期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哲学，关键不在于策略行为的历史条件，而在于人类的交往理性的基础。守住这一关键点，就能守住社会生活的很多其他方面。但是人的理性是否坚强到了坚持原则性的区分，例如将经济差距仅理解为“量”的差别，不另赋意义，尤其不能关联到“高贵”等“质”的差别？这在今人听来仿佛杞人忧天，然而等级制意识形态其实符合停滞社会的需要；它将长久的停滞解释成永恒的秩序，让国王与士兵、主人和仆人共在同一幅世界图景，各获生命的意义。而在坚持人格的“质”不分高低贵贱的同时承认“量”的经济差距，反而会让心智软弱者更痛苦。

——巫怀宇《世界历史的长弧之末》，pp.240-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