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持美国绿卡带着丈夫和5岁儿子回国探亲，返程在北京首都机场准备离境时，被国家安全人员当场扣下，手握绝大多数人终生无法企及的优质资源，她却涉嫌为台湾情报机构搜集大陆涉密资料，案件随后进入司法程序，由法院作出了一审判决，她就是高瞻。
 
把高瞻的履历摊开了看，搁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末，那就是绝大多数人一辈子都够不着的天花板。南京出生，从小就是旁人嘴里“别人家的孩子”。八十年代末拿着全额奖学金飞去了美国，雪城大学读完博士，又进了普林斯顿。毕业后在华盛顿的美利坚大学做研究员，专门研究中国社会。丈夫薛东华是硅谷的计算机工程师，拿着绿卡，儿子安德鲁1996年出生，落地就是美国公民。房子在弗吉尼亚州一个不错的社区，日子过得稳定体面。按说这已经是移民故事里最圆满的那种结局了。
 
但人到了这个位置，有时候反而更容易出问题。不是穷出来的，是被一种“我还想要更多”的念头推着走的。按部就班做学问来钱太慢，她盯上了一条来钱更快的路。
 
九十年代末，高瞻借着学术交流、回国探亲的名义频繁往返中美两地。她通过香港城市大学副教授李少民，搭上了台湾地区情报机构的线。对方开高额报酬，她几乎没犹豫就接了。她要做的事情并不复杂——利用回国走访的机会，接触体制内和学界能碰到政策信息的人，把该套的话套出来，再通过李少民那条信道转手给台湾方面。她在大陆发展的下线曲炜，能直接接触到对台政策的核心机密。每跑一趟，账上就多一笔钱。她甚至还给自己注册了一家叫“技术业务服务”的空壳公司，化名“盖尔·海特”。一个名校博士、稳定职位、丈夫高薪，还要在暗处开假公司，说明她对那份中产生活的不满已经到了主动越线的程度。
 
她大概算过一笔账，觉得这笔买卖稳赚不赔。但她忽略了一件事——太平洋两边的国家安全机关，从来不是只盯着对方，更盯着身边的“自己人”。
 
2001年2月，李少民因涉嫌间谍罪被抓获。高瞻对此毫无察觉，照常带着丈夫和五岁的儿子飞回北京探亲。2月11日，一家三口在首都机场准备登机返美。就在即将过关的那一刻，国家安全人员出现在她面前。旁边五岁的孩子吓哭了，丈夫一脸懵。高瞻自己大概也是那一刻才真正意识到，学术头衔和绿卡挡不住国家安全这条底线。
 
接下来的166天，她在看守所里反复面对同一件事——把白纸黑字的证据推到她面前。加密通信记录、跨国资金流水、涉密原件、下线曲炜的供述，一环扣一环。
 
2001年7月24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此案。法院认定，高瞻接受台湾间谍组织的任务，为其收集情报，危害了国家安全，犯间谍罪。一审判决有期徒刑十年，剥夺政治权利二年。同案的覃光广也被判了十年，曲炜因向李少民和高瞻提供国家秘密和情报，被判十三年。法庭上，高瞻聘请的律师为她进行了辩护。但证据确凿，罪名成立。
 
按正常剧情，故事到这里就该收尾了。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把一桩刑事案件推向了国际外交的漩涡。
 
高瞻被判刑后，远在美国的丈夫薛东华开始四处活动。他联合人权组织、媒体和国会议员，把高瞻包装成一个“追求学术自由却惨遭迫害”的悲情学者。美国那边反应极快。CNN黄金时段滚动播，主流大报发社论，国会山的参议员围着她丈夫转，有人甚至搞了突击入籍仪式博眼球。国务卿鲍威尔、总统小布什先后向中国施压。2001年7月26日，在美国国务卿鲍威尔访华前几天，高瞻获准保外就医，被遣返回美国。
 
她下飞机的时候，还真信了那套剧本。面对镜头，她意气风发地说了一句极其嚣张的话：“为什么我在中国法庭上不害怕？因为我的背后有美国。”美国众议员捧着她，媒体追着她。那一刻她觉得自己简直是天才——中国抓她，美国捞她，不仅全身而退，还顺手赚了美国国籍。但她不知道的是，那些捧她的人，只是在利用她。
 
高瞻回到美国屁股还没坐热，FBI就找上门了。原来美国人在捞她之前，早就盯上她了。她不光给台湾当间谍，还做着一桩更暴利的买卖——倒卖军用芯片。从2000年10月到2001年1月，她向中国南京某电子技术企业非法出口了80枚军用级486DX2微处理器，获利超过50万美元。而她出口芯片的那个南京单位，正是专门为解放军研制最先进雷达系统的核心军工企业。FBI早在2000年秋天就盯上了她，当时一个芯片供应商起了疑心报了警。但FBI没有马上动手，而是放长线钓大鱼。
 
2003年11月，高瞻在美国联邦法院当庭认罪，被判7个月监禁。她丈夫薛东华也被判了刑。更讽刺的事情还在后头。2004年5月，高瞻在联邦监狱的刑期满了，本以为能出去呼吸一口自由空气。结果监狱门口站着另一拨人——美国移民局的警察。直接把她从联邦监狱转到了移民监狱，继续关着，理由是“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要把她遣返回中国。
 
深造半生，学贯中西，最后落得个中国回不去、美国不让留。在同一个时期，因危害国家安全被中美两国都判刑的人，高瞻可能是有史以来第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