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尼茨作为在二战中德国最后签订投降协议的领导人，德国民众始终尊重这个人。希特勒死后，这人当了八天总统，就干了两件事。一是命令东线士兵拼死抵抗，掩护更多的德国士兵和德国民众拼命往西边逃，向美英军队投降。二是动用所有能动用的船，从被苏军包围的东普鲁士，救出了上百万的德国普通民众。
5月1日，邓尼茨通过广播向全国发表讲话。他没有继续宣扬什么称霸世界的幻梦，十分直白地表达了当前的唯一目标：把德国人从布尔什维克的毁灭中拯救出来。为了这个目标，邓尼茨下达了一个极其冷血又极其务实的命令：东线部队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拼死抵抗苏军；与此同时，尽最大可能掩护军队和平民拼命向西撤退，去向美英盟军投降。
这道命令在军事上毫无胜算可言。那些被要求留在东线断后的德军士兵，基本等同于被当成了人肉盾牌。他们要在缺乏弹药、没有空中掩护的冰天雪地里，用血肉之躯去阻挡苏联红军的坦克群。伤亡数字每天都在以万为单位疯狂飙升。然而，恰恰是这种看似残忍的“断后”，为后方的数百万平民争取到了极其宝贵的逃生时间。
无数德国老百姓拖家带口，推着破旧的板车，在泥泞和风雪中拼命往西狂奔。只要能跨过易北河，只要能看到美军的白星标志，那就意味着捡回了一条命。那些负责断后的德军部队，打到最后建制全无，甚至连很多临时征召的娃娃兵和老头子都被填进了战壕。
从宏观历史的正义性来看，纳粹德国的覆灭纯属罪有应得；但对当时的德国老百姓而言，邓尼茨的这道命令无异于在地狱之门前，硬生生用几十万士兵的命撬开了一条生路。邓尼茨心里门儿清，仗早就打输了，他现在要做的唯一一件事，就是尽可能多地保住德国人的命。
就在陆路逃生的口子越来越小的时候，东普鲁士、但泽这些被苏军重重包围的地区，陷入了更大的死局。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的平民和溃兵被压缩在波罗的海沿岸的狭长地带。背后是冰冷刺骨的大海，前方是隆隆作响的苏军火炮，真正的上天无路、入地无门。
这时候，邓尼茨的海军老本行派上了大用场。作为前任海军总司令，他动用了一切还能喘气的海上力量，全力推进一场史无前例的海上大撤退——“汉尼拔行动”。
邓尼茨下达了死命令：只要是能在水里漂着的家伙，无论是豪华邮轮、运煤船、破冰船，还是小渔船，统统开往东部港口救人！
港口的情况惨烈得让人不忍直视。气温极低，大雪纷飞，码头上挤满了绝望的妇女、儿童和伤兵。为了能挤上一艘救命的船，人们疯狂地往前冲，甚至有人被硬生生挤下栈桥，掉进冰冷的海水里瞬间失去知觉。
当时的波罗的海航线更是九死一生。苏联的潜艇在水下虎视眈眈，盟军的轰炸机在天上疯狂扫射。这绝对算不上什么安稳的客运航线，完全是一条铺满水雷和鱼雷的黄泉路。
1945年年初沉没的“威廉古斯特洛夫”号邮轮就是最惨烈的缩影，近万人葬身海底，创下了人类历史上最惨重的海难纪录。到了4月中旬，载着七千多名难民的“戈雅”号客轮同样被苏联潜艇的鱼雷击中。这艘庞然大物在短短七分钟内就沉入了波罗的海，最后只捞上来不到两百个活人。几千个鲜活的生命，连同他们的行李和对西方的渴望，永远留在了黑暗的海底。
类似的惨剧几乎每天都在发生。可是，即使面对如此恐怖的沉船率和伤亡率，邓尼茨的撤退行动一刻也没有停止。 那些负责运输的德国船员，一次次冒着被击沉的风险，把一船又一船的难民运往相对安全的丹麦或德国西部港口。一直到5月8日德国正式签署投降书的那天晚上，还有一支由九十多艘船组成的庞大船队，载着最后的一万八千人逃离了拉脱维亚的港口。
在这场惨绝人寰的海上大逃亡中，邓尼茨展现出了极强的组织能力和冷酷的决断力。他腾不出时间去伤春悲秋，也没有闲暇去悼念沉船上的死难者。他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能运走一个是一个，哪怕船沉了一半，剩下的一半人也能活下来。
八天时间，这个在纳粹体系里摸爬滚打的军头，完成了他人生中极其矛盾的一次角色转换。他在弗伦斯堡建立的那个短命政府，连个正经的办公大楼都没有，高官们如同丧家之犬。可就在这片混乱与绝望中，他牢牢抓住了抢险救人这条主线。
随着5月8日无条件投降书的正式生效，第三帝国彻底灰飞烟灭。邓尼茨也迅速沦为阶下囚，随后被押上了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的被告席。
相较于戈林那些被判处绞刑的纳粹核心头目，邓尼茨的结局却出人意料地“温和”——他只被判了十年有期徒刑。
去翻看当时的庭审记录就会发现一个奇特的现象：很多同盟国的高级海军将领，甚至包括美国太平洋舰队的总司令尼米兹，都在变相地为邓尼茨开脱。主要原因在于，在残酷的战争法则面前，职业军人之间往往有一种心照不宣的默契。邓尼茨主导的无限制潜艇战极其冷血，但盟军自己也使用过极其类似的战术。更关键的因素是，作为一个纯粹的军事将领，邓尼茨并未直接参与到那些令人发指的种族灭绝和集中营大屠杀当中。
刑满释放后，邓尼茨在一个西德的小村庄里隐居，安度晚年，一直活到了1980年，终年89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