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熟悉江姐与红岩烈士的故事，却很少知晓重庆解放后收殓烈士遗骸时，那段令人心痛的真实过往，所有细节均有红岩革命博物馆档案、1949年《大公报》现场报道、特务审讯供词作为依据。 1949年12月，堆堆叠叠的29具红岩烈士遗体被从渣滓洞附近的电台岚垭荒草地里挖了出来，尸体都已高度腐坏，无法辨认面目。
提到“江姐”和红岩烈士，许多人脑海里立刻会浮现出影视剧里那些大义凛然的画面：干净的囚服，从容的步伐，面对枪口高呼口号的壮烈。这些艺术化的呈现让人心生敬意。今天翻开尘封的红岩革命博物馆档案，看看1949年《大公报》的现场报道，再对照当年落网特务的审讯供词，会发现真正的历史毫无影视剧里的唯美滤镜，牺牲的真相残酷得让人窒息。
时间回到1949年11月30日，重庆主城区迎来了真正的解放。街头巷尾红旗招展，鞭炮声震耳欲聋，老百姓的脸上洋溢着重获新生的喜悦。在距离主城区不远的西郊歌乐山，却笼罩着一层让人毛骨悚然的死寂。随着解放军和当地群众深入歌乐山搜寻，一处又一处惨绝人寰的屠杀现场被暴露在阳光之下。
1949年12月初，重庆的冬天阴冷刺骨。一支由军管会、家属和群众组成的挖掘队，来到了渣滓洞监狱附近一个叫“电台岚垭”的地方。这里原本长满了齐腰深的荒草，平时人迹罕至。挖掘人员在这里发现了几处泥土被翻动过的新痕迹。随着铁锹一寸寸挖开浸透着暗红色的泥土，一幅连常年征战的军人都忍不住落泪的惨状出现在众人眼前。
在那几个并不宽大的土坑里，堆堆叠叠地掩埋着29具遗体。
因为地处潮湿的偏僻山坳，加上重庆初冬的阴雨天气，这些遗体被挖出来时，已经处于高度腐坏的状态。根据1949年《大公报》随行记者的现场报道记载，现场弥漫着极其浓烈的刺鼻气味，很多死难者的面容已经完全无法辨认。他们的双手被粗大的麻绳或铁丝死死反绑在背后，有的遗骸甚至还保留着生前痛苦挣扎的扭曲姿态。泥土混杂着血水，将他们生前穿的衣服紧紧粘连在皮肉上。
这29名烈士，正是在重庆解放前夕的11月14日，被国民党特务秘密枪杀于此的。其中，就包括大家无比熟悉的“江姐”——江竹筠。
站在坑边认尸的家属们，面对着一排排面目全非的遗骸，根本无法凭借长相来找寻自己的亲人。凄厉的哭喊声在空旷的电台岚垭回荡。既然脸认不出来了，大家只能依靠烈士生前穿过的衣物、身上的特殊胎记或者补牙的痕迹来进行极其艰难的辨认。
江竹筠烈士的遗骸，就是在这个令人心碎的过程中被辨认出来的。没有聚光灯，没有临终遗言，有的只是一具穿着褪色蓝旗袍、外面套着一件深色旧毛线衣的残破遗体。家属和生前战友通过这身标志性的衣物，以及她小巧的身材，最终确认了这就是那个在狱中受尽酷刑却始终咬紧牙关的“江姐”。当年那件陪伴她在渣滓洞度过无数个寒夜的毛线衣，在泥水和血水的浸泡下，已经看不出原本的纹路。
这种辨认过程对家属而言，无疑是又一次极其残忍的心理凌迟。一位年迈的母亲在烂泥中翻找着儿子生前穿过的那双鞋；一位妻子凭着一件亲手缝制的衬衣残片，抱着一具骸骨哭到昏厥。每一具残破不堪的遗骸背后，都曾是一个鲜活跳动、对新中国充满无限向往的生命。
这29人究竟经历了怎样绝望的时刻？后来落网的国民党特务徐远举、沈醉以及参与屠杀的刽子手们，在审讯供词中冷冰冰地拼凑出了11月14日那个夜晚的罪恶拼图。
当时国民党在西南的防线已经全面崩溃，溃逃前夕，高层下达了惨无人道的“清洗”指令。11月14日傍晚，特务们以“转移到台湾”或“释放出狱”为借口，将江竹筠等29人从牢房里带出。很多人其实心里已经清楚等待自己的将是什么。队伍被押解到电台岚垭的荒地时，特务们撕下了伪装。没有任何法庭宣判，没有任何多余的言语，甚至为了掩人耳目，特务们没有使用步枪排射，而是用卡宾枪和手枪在极近的距离对准烈士们的要害直接开火。
枪声在黑夜的山谷中显得格外沉闷。供词中记录了一个极其卑劣的细节：在烈士们倒下后，刽子手们不仅上前挨个补枪，还无耻地搜刮了遗体上稍微值钱的物品。随后，他们将这些躯体草草踢入事先挖好的浅坑，敷衍地盖上泥土，企图将这桩滔天罪恶永远掩埋在荒草之下。
负责收殓的工作人员和家属们打来清水，流着泪一点点洗去烈士遗骸上的污泥和血迹，为他们换上干净的衣服，将他们郑重地安葬。那段日子，整个重庆的天空仿佛都因为这沉重的哀悼而变得阴郁。从电台岚垭到白公馆，再到渣滓洞，几百名红岩烈士的遗体陆陆续续被找到，歌乐山的每一寸土地几乎都被鲜血浸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