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几个特务，扯下了杨虎城夫人谢葆真的裤子。就在牢房里。当着所有人的面。一根针头，对着她的大腿就扎了进去。一声惨叫划破了地牢的死寂。然后，就再也没有然后了。特务们收好东西，转身就走，脚步又快又沉，没人回头看一眼。门在身后“咣”地一声关上。
1913年出生的她，从小就骨子里透着倔强。15岁那年，她嫁给了杨虎城。这绝不仅仅是一出才子佳人的戏码。她有自己的信仰，有自己的坚持，甚至在很多时候，她比那些身居高位的政客更懂得什么是民族大义。
1936年西安事变爆发，杨虎城和张学良兵谏蒋介石，逼蒋抗日。这事干得惊天动地，同时也彻底得罪了心胸狭隘的蒋介石。事变和平解决后，杨虎城被逼出国。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听闻国家蒙难，杨虎城和谢葆真在国外根本坐不住了。他们满腔热血地想要回国抗日，甚至变卖了首饰筹集抗战资金。
可等待他们的，却是一场精心布置的死局。
杨虎城刚一回国，就被戴笠骗到南昌软禁了起来。当时谢葆真带着年幼的儿子留在西安，她完全可以选择远走高飞，或者隐姓埋名保全自己。得知丈夫被扣押，这个刚烈的女人带着孩子，义无反顾地主动走进了国民党特务的罗网，坚决要求和丈夫关押在一起。
从那一天起，长达近十年的地狱生活开始了。
他们一家人就像是被遗忘在人间的幽灵。从南昌到贵州息烽，再到重庆渣滓洞、白公馆、杨家山。关押地点换了一个又一个，条件却越来越恶劣。谢葆真原本身体底子就不算好，加上精神高度紧张，身体每况愈下。
特务们极其阴毒。他们深知杨虎城是个重情重义的人，硬汉不怕打，就怕看着亲人受苦。特务们便把折磨的重点放在了谢葆真身上。
每天都有人在窗外监视，甚至连上厕所都有人盯着。她一旦发现特务刁难，指着对方的鼻子就骂。她从不怕得罪人，因为她早把生死置之度外。
时间一长，特务们想出了一条极其恶毒的计策。他们对外宣称谢葆真“疯了”，以此为借口将她与丈夫强行分开关押。
对于一个在暗无天日的牢笼中苦苦支撑的女人来说，丈夫和孩子就是她仅存的全部精神支柱。这根支柱一旦被生生折断，人的精神防线很容易全面溃败。特务们就是要把她逼入绝境。他们把谢葆真单独锁在重庆杨家山监狱的一间又黑又小的单人牢房里。不许探视，不许交流，连阳光都透不进一丝。
到了1946年冬天，牢房里的寒气冷得刺骨。在孤独和绝望的反复撕扯下，谢葆真再也无法忍受这种钝刀子割肉般的精神折磨。为了抗议，也为了寻求解脱，她做出了一个极其惨烈的决定——绝食。
一开始，特务们根本不当回事，以为饿几天她自然会服软。可谢葆真硬生生挺了过去，滴水不进。眼看身体虚脱到了极点，在一天深夜，她从贴身衣物里摸出一枚藏了很久的金戒指，硬生生地吞了下去。
沉重的金属在胃肠道里下坠，引发剧烈的痉挛和绞痛，那种痛感足以让人痛不欲生。特务们发现后，强行把她拖去抢救。与其说是救人，不如说是另一种变相的折磨。他们只是怕担上“看管不力”的责任罢了。
虽然命保住了，但谢葆真的消化系统已经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即便如此，她醒来后依然拒绝配合吃任何东西。此时的军统高层，已经对这个“死硬派”失去了全部耐心。在他们眼里，谢葆真已经没有任何利用价值，反倒成了一个天天制造麻烦的累赘。
于是，上面终于传来了密令。这才有了文章开头那极其血腥、卑劣的一幕。
他们用最下作的手段，剥夺了一个女性最后的尊严，同时也夺走了她鲜活的生命。
谢葆真死后，连个像样的葬礼都没有。遗体被匆匆火化。杨虎城将军悲痛欲绝，他找人寻来一个小木匣子，把妻子的骨灰小心翼翼地装进去。从那以后，不管被转移到哪里，将军总是随身紧紧抱着这个骨灰盒。他经常一连好几天不吃不喝，只是把小女儿杨拯国搂在膝盖上，相对垂泪。
更为残忍的是，两年后的1949年9月，就在新中国即将成立的前夕。丧心病狂的特务们对杨虎城一家痛下杀手。杨虎城将军、20岁的儿子杨拯中，还有那个生在狱中、长在狱中、年仅8岁的小女儿杨拯国，全部惨遭暗杀。为了掩人耳目，特务们甚至用硝镪水毁掉了他们的遗体。
历史绝非仅仅是冰冷的年份和干瘪的数字，那些文字背后，全都是活生生的人用鲜血写就的悲歌。今天大家再去回看1947年那个阴冷的二月，总会感到一种深深的无力感和震撼。影视剧里拍得再惨烈，也抵不过真实历史的万分之一。
那些在牢房里响起的脚步声，那重重关上的铁门，那扎进大腿的毒针，都是真真切切发生过的现实。特务们的冷血，反映出那个腐朽政权走向末路时的疯狂与毫无底线。
谢葆真的惨叫声，早就在岁月的风中飘散了。她没能看到最终的胜利，没能陪丈夫走到最后，甚至连死都没能保全一份体面。但那一声凄厉的惨叫，一直回荡在时间的隧道里，刺痛着后人的神经。
她是个好妻子，为了丈夫，主动走进铁窗；她是个好母亲，在绝境中艰难护佑着年幼的骨肉；她更是一个挺直了脊梁的中国人。面对强权，面对毒针，面对长达十年的非人折磨，她从未低下过那颗高昂的头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