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份1963年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发给国画大师潘天寿的稿费补发通知单，它记录了一段关于《潘天寿画集》出版过程中的具体财务往来细节。

这份泛黄的公文纸是“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与“上海画片出版社”合用的发文稿纸，其手写内容清晰地还原了当时的业务场景：

- 事由明确：单据抬头写着“潘天寿‘潘天寿画集’后补4幅稿费140元，请查收”。这表明这是一笔追加支付的款项，而非首次支付。
- 正文详情：正文部分解释了补发原因。原来，《潘天寿画集》最初是按50幅作品计算并支付了稿费。但在书籍付印前，又补充了新作的4幅画作编入画集，使得全书总数达到54幅。因此，出版社需要为这新增的4幅作品补发稿费。
- 金额核算：文中提到“每幅以35元致送”，4幅共计140元。这在当时是一笔不小的数目（相当于普通工人数月的工资），体现了对名家作品的尊重。
- 收件信息：发往机关一栏填写的是“潘天寿 杭州南山路 浙江美术学院”，准确对应了潘天寿当时作为浙江美术学院院长的居住地和工作地。

这份单据不仅是一张财务凭证，更是研究20世纪60年代中国美术出版史和潘天寿艺术生涯的珍贵史料。

1963年是潘天寿艺术生涯的高峰期之一。由吴茀之撰序、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潘天寿画集》，是新中国成立后较早系统整理出版的个人画册之一。该画集收录了他各时期的代表作，确立了他在中国现代美术史上的地位。

正如相关文献所述，潘天寿的绘画以“强其骨”、“霸悍”著称，善于运用“造险”与“破险”的构图手法。这本画集中的作品，如《红荷》等，正是这种风格的集中体现。出版社愿意在出版前夕紧急增补4幅新作，说明编辑团队对这些新作品艺术价值的高度认可，力求画集能呈现画家最新的创作面貌。

从这张单据可以看出，当时的国有出版社在财务制度上非常严谨。即便是补发小额稿费，也经过了拟稿人（林玉岩）、核稿（编号3214）等正规审批流程，并有明确的日期（1963年11月6日）和附件说明。这种规范的档案管理，为后世留下了清晰的历史痕迹。

1963年处于“文革”前的短暂平稳期，文化艺术事业尚能正常开展。这张单据见证了那个时代艺术家与出版机构之间纯粹的业务关系——基于对艺术的尊重和对版权的规范执行。仅仅几年后，随着政治运动的开始，这样的正常出版活动和稿费发放便难以维系，使得这份单据更显珍贵。